袁世凯庆贺元旦意外泄露“乱伦”丑闻

雾非雾花非花

       如今，人们都知道每年1月1日是每年一度的元旦，是一年开始的第一天。但是，还有许多人不知道古代的元旦就是现在春节的那一天。早在汉武帝时期就开始称农历1月1日为元旦，并延用至清朝末年。直到公元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各省都督代表在南京开会决定使用公历，即公元纪年，把农历的1月1日叫做“春节”，将公历的1月1日称为“元旦”。此时的中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元旦。那么，中华民国为什么选择将将公历的1月1日称为“元旦”呢？

       清朝末年，一些知名人士为了弘扬民族主义，提出了许多新的纪年主张，以便取代封建帝王纪年。维新派头面人物康有为信奉孔子的儒家学说，并致力于将儒家学说改造为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国教，因此他提倡采用孔子纪年。1895年，康有为在《强学报》的创刊号上署了一个奇特的纪年——“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并将这个年份与光绪二十一年并列。孔子纪年的概念由此而生。

       经学大师刘师培八岁时就开始学《周易》八卦，十九岁时在上海结识章太炎，撰写《攘书》等，参入反清宣传。翌年春天，刘师培参加开封会试，可惜名落孙山。他回乡后回扬州，创办师范学会和协助扬州乡人出洋留学社，支持学生运动；同时撰写《黄帝纪年论》，认为汉民族的鼻祖是黄帝轩辕氏，主张以黄帝纪年取代封建帝王纪年。刘师培的主张引起了广泛关注，章太炎、陶成章等人都极力赞成，一些革命杂志，也先后改用黄帝纪年。

       当时，黄帝纪年和孔子纪年的呼声虽高，但辛亥革命后，各省都督代表在南京开会，最终还是决定采用公元纪年。把农历的1月1日叫做“春节”，将公历的1月1日称为“元旦”，但是，当时并没有对全国正式公布。公元纪年是当时全世界通用的纪年体系，即通常所谓的“公历”，它是由意大利医生兼哲学家里利乌斯对诺略历加以改革而制定的一种历法，由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在1582年颁行。因此，中华民国将公元1912年1月1日定为元旦。

       虽然，公元1912年1月1日被定为元旦，但是，直到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登上了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的高位才正式颁布法令，规定农历新年称之为春节，公历新年称之为元旦。当时的《申报》上曾登载了《大总统府庆贺元旦盛典纪要》一文。文中提到，元旦之前，国务院发出通告规定应行庆贺典礼。具体要求是：

       1、大总统府悬旗结彩挂灯；

       2、大总统府设礼堂，堂内左右整列卫侍等官，堂外列军乐队及卫士兵队；

       3、来府庆贺荐任以上文官及中级军官以上人员，于元旦上午九点半钟以前齐集大总统府。十点钟总统亲莅礼堂（奏军乐），众向大总统行三鞠躬，大总统答礼（乐止）。国务总理代表庆贺人员向大总统致新年颂辞，总统致答词毕，各行三鞠躬礼（奏军乐）。总统答礼退，接待官引众至食堂用酒点；

       4、参议员院来贺者由国务员接待行礼，至十二点钟止，外宾来贺者同；

       5、委任以下及下级军官人员来宾者至府留名记录。

       从此以后，每年的元旦，大总统府的庆贺典礼越来越完备。根据1915年1月1日的《申报》刊载的内容来看，元旦之前，北洋政府就发出通知，各机关统一休假三天。同时，大总统将在元旦当天分五个批次接受各机关的庆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天接见的第三班次中，还包括各银行总裁、各铁路督办、大学校长等人。看上去，经过长期的武力征讨后，北洋政府的工作方向也开始转向经济、交通和教育等方面。

       除了庆贺之外，袁世凯也要求进行军事演习。1915年元旦，袁世凯还效仿封建时代的帝王，发布了元旦特赦令，对一些犯罪较轻的犯人予以特赦。袁世凯设计的这一套觐贺礼，一直被北洋政府时期的各任总统沿用。而且，当时包括武汉、广州、南京等城市在内的全国各地，官府都大力推行元旦节，团拜、宴请不断，甚至就连沿海各海港的军舰，也会鸣炮表示庆贺。

       然而，就在举国上下一片庆贺之声中，大总统府却意外的泄露出关于“红裤子”的袁家丑闻。原来，中华民国第一次庆贺元旦的时候，各国公使暨夫人按礼节前往大总统府给总统恭贺新年，随后照例要向总统夫人拜贺。这样，袁世凯就与夫人于氏一起接受他们的拜贺礼仪。这一天乃喜庆之日，于氏便穿着新制定的一套用于礼仪的裙装服饰，接受外宾们的祝贺。

       不料，拜贺仪式正在进行当中，忽然有一个国家的公使走上前一步，伸手要和于氏握手。但是，于氏当时并不懂什么握手礼，大为惊慌，立刻后退了几步。由于一时心慌后退的匆忙，于氏一个踉跄，险些跌倒，不慎露出了裙子里面十分鲜艳的红裤子。这位公使一看到总统夫人穿的是红裤子，不禁掩口而笑，随后便与自己夫人匆匆退了出去。

       袁世凯在一旁看到这种情况，十分恼怒，就规定以后凡遇接待宾客，需要于氏出场的时候，由二女儿、三女儿陪同出场，并在旁代为照料问答，不让于氏再说一句话，也不让她有什么特殊动作，以免再出现如此笑话。那么，袁世凯为什么对于自己的夫人身穿“红裤子”被外人看到的事情这样忌讳呢？

       原来，袁世凯好色成性，身边的妻妾成群却不知足。有一次，袁世凯居然把儿媳妇“误认”为自己的一个小妾，于是性欲大发，竟将儿媳妇拉进大总统华丽的卧房。后来，袁世凯自知理亏，于是，自订一个规定说：“自己本性如此，出于无奈，虽然调戏到自己的儿媳，纯系误会，本非出自本意。……我平生最重红色，见到红色，就肃然起敬。因此，女儿及儿媳如果穿一种红裤子，我一望而知，就不会犯此错误。”于是，从此以后大总统府中他的女儿及儿媳妇、婢女仆妇甚至妻妾不愿与其上床者，自此以后都穿上了红裤子。这成为了袁世凯府邸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这于氏是袁世凯早年明媒正娶的妻子，长相端庄，知书达理，为人谨慎，与袁世凯相处倒也和谐美满。然而，随着官位的不断升迁，特别是坐上大总统的宝座之后，袁世凯对于女色的贪婪也就越来越异常强烈了。据说，他把一个又一个他看上眼的漂亮女人都弄到了自己的床上，并挑出一些好的直接纳为妾，把不准备留下的花些钱财彻底打发掉。

       经过这么一折腾，袁世凯无所顾忌地把一个又一个他看上眼的漂亮女人弄到自己床上，“置办”为妾。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说，那就是“红旗不倒，彩旗飘飘”。袁世凯的一妻十五妾，对于中国封建帝王级别的统治者来说也许并不算多；但对于刚刚就任的中华民国大总统，无疑是最为耀眼的“艳情”，也由此招来了一些社会舆论的批评指责。袁世凯曾操着浓重的河南口音说：“从前咸丰帝玩赏四春，我今天却有十几个春哩。”比大清皇帝还“性福”，袁世凯的言语中带着几分得意。

       由此可见，袁世凯对此并不是很在意，因为他很在意的是，他身为民国大总统一定要比历代大清皇帝还要“性福”几许，除了传统的身体滋补秘方之外，他还享受到了西方传过来的那些秘技，等等，这些都让袁世凯自我感觉十分得意。而此时，袁世凯的原配夫人于氏人老珠黄，早已无性福和谐而言了，因此，她与女儿及儿媳妇、婢女仆妇一样身穿“红裤子”，就是表示不愿意再与袁世凯同房了。但让她始料不及的是，自己“红裤子”在元旦之日的外宾前来拜贺时竟然意外地泄露了春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