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草艺术之性灵渊源

想念你

    各种艺术门类的创作，皆有其相通之处；不同书家的狂草艺术创作，也有其相类之处。以世所公认的10位狂草大家（分别是唐朝的张旭、怀素，五代的杨凝式，宋朝的黄庭坚，明朝的祝允明、徐渭，清初的傅山，清末的蒲华，以及20世纪的毛泽东、林散之）为样本，仔细考察他们的学问渊源、成长道路、性格禀赋、人生历练等，虽然各不相同，但是概而言之，他们身上闪耀着一些共性的因素，这些因素同性灵息息相关。概而言之，有三个主要方面：
    一是技的底垫
    性灵并非空穴来风、空中楼阁。欲求性灵，必先务本。如《随园诗话》卷一曰：“余每作咏古、咏物诗，必将此题之书籍，无所不搜。及诗之成也，仍不用一典。常言：人有典而不用，犹之有权势而不逞也。”“必将此题之书籍，无所不搜”，就是准备和积淀的过程。狂草创作同理，虽然狂草书法淡化了技法，其实际是超越了技法，而并非不重视技法。并且这个“技法”，也不是单纯的草书技法能够支撑，而需要对狂草之外的其它书体进行精心研究领会。上述十人作草，皆有十分丰厚的技法功底作为底垫。张旭在世人所知的善草之外，亦深精楷法，传世楷书《郎官石柱记》，笔力劲健，结体潇散，从容不迫，深见功底，项穆《书法雅言》称“《郎官》等帖，则又端庄整饬，俨然唐气也”，黄庭坚《山谷论书》亦曰张长史“楷法妙天下”、“其书字字入法度中也”。怀素曾流传退笔为冢、蕉叶代纸、磨穿漆盘等典故，又曾“担笈杖锡，西游上国，谒见当代名公，错综其事”，其小草笔法流畅，精美绝伦，这些都为其狂草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杨凝式的《韭花帖》在行楷之间，深得二王及初唐诸家法乳，可知其草书之外，行、楷俱佳。黄庭坚行书知名，为“宋四家”之一，他自述学书曰“余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知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宋史》本传曰：“山谷善草书，楷法亦自成一家”。其余如祝允明、傅山、林散之，皆有深功，自不待言。而向以才子型书家称的徐渭、蒲华、毛泽东，也并非凭空拟造，而皆渊源有自。徐渭书法初师米芾、黄山谷，继从索靖与张旭，狂草之外亦有小楷千字文及行书传世，袁宏道《中郎集》云其书“苍劲中姿媚跃出，在王雅宜、文征仲之上”。蒲华的草书虽然初看不知端倪，细按之却能明显看出其中的北碑功底与篆隶笔法，这也是有清以来碑派书法大兴后的产物。毛泽东少年习书曾从魏碑入手，兼及草书，晚年又长期把玩临摹王羲之、怀素、于右任草书，亦是根深本固。纵览诸家学书历程，须知狂草亦须从他体入手，而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刘熙载在《艺概》中说：“旭、素书可谓谨严之极，或以为颠狂而学之，与宋向氏学盗何异？”
    二是艺的滋养
    我们常说无论从事哪一门艺术，都要从其他艺术中寻找养分，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来丰富内涵和精神，这是艺术创作提升到一定高度之必需途径。如《随园诗话》卷三曰：“求诗于书中，得诗于书外。”卷八曰：“学者当以博览为工。”卷四曰：“盖士君子读破万卷，又必须登庙堂、览山川、结交海内名流，然后气局见解，自然阔大；良友琢磨，自然精进。”在不经意间对10人在书法之外所从事的艺术实践作以考察，竟然惊人地发现，10人居然都是艺术的“多面手”，有的甚至还是开宗立派的大作家、大学问家，尤其在诗词方面，更是都有很高的涵养。大体可以划分为这样三类：第一类是诗文足以称大家的。如黄庭坚、徐渭、毛泽东。黄庭坚为“苏门四学士”之一，与苏轼并称为“苏黄”，其诗奇崛放纵，开“江西诗派”之先河，著有《山谷集》。徐渭是一个奇才，天姿聪颖，才华出众，在杂剧、诗歌、书法、绘画、艺论等方面都有很高建树，甚至在诸多方面的贡献都是开创性的。他曾自言：“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毛泽东的诗词人所共知，纵横捭阖，气概超迈，平生所留数十首，世人争为传诵。第二类是能为诗文者。如张旭、杨凝式、祝允明、傅山、蒲华、林散之，皆有诗传世。如张旭的七言绝句《山中留客》、《桃花溪》，我们都耳熟能详，《全唐诗》录其10首。《旧五代史》称杨凝式“富有文藻”，“长于歌诗”，“有垣墙圭缺处，顾视引笔，且吟且书，若与神会”，可知其亦是诗中能手。祝允明出身书香世家，与唐寅、文征明、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著有《怀星堂集》。傅山自幼天资敏锐，读书过目成诵，通晓经、史、诸子及佛道之学，熟知医术，精于绘画，诗文亦为一代大家，著有《霜红龛集》等。蒲华有《芙蓉庵燹余草》行世，绘画中亦多题诗，曾与同人结鸳湖（南湖）诗社。林散之存诗甚多，有《江上诗存》三十六卷，赵朴初称其“庄严色相臻三绝，老辣文章见霸才”。第三类虽非诗人，但是有诗情、有诗境。如怀素，虽然不以诗人称，但是同时代的诗文大家多为其作有题咏，如李白《草书歌行》曰“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墨池飞出北溟鱼，笔锋杀尽山中兔”，鲁收《怀素上人草书歌》曰“观尔向来三五家，颠奇何谢张先生”，戴叔伦、许瑶、朱逵、任华、苏涣、贯休等都有唱和，可知怀素也是生活在诗的世界里。另一方面，怀素作为一名和尚，坐禅、诵经、云游、访友，同样是一种诗意的生存。当然，上述并不是在说明诗与书法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而是书家兼具诗人这样一种身份，心中有诗的意境，有浪漫主义倾向，这就注定了他们的艺术创作取向是唯情的而非尚理的，决定了他们采取性灵尤物之狂草来表达胸中的逸气不是偶然的。
    三是酒的助情
    从古到今，文人骚客总是离不开酒，“雅好山泽嗜杯酒”，他们或以名山大川陶冶性情，或花前酌酒对月高歌，酒酣之后，他们“解衣盘薄须肩掀”，从而使“破毫秃颖放光彩”，酒成了他们创作时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他们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李白斗酒诗百篇” ，就是典型的“酒神”做派。《随园诗话》卷十三曰：“唐相陆庡云：‘士不饮酒，已成半士。’余谓诗题洁、用韵响，便是半个诗人。”虽然随园是在以酒谈诗，但是他引用陆庡之语立论，就表示他对陆庡观点的认可。张旭是杜甫《饮中八仙歌》所咏赞的对象，宋朱长文《续书断》曰：“君性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下笔愈奇。尝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视之，自以为神，不可复得也，世以此呼张颠。”怀素虽然遁居佛门，但并未恪守清规戒律，而是嗜好饮酒，兴酣之际，不管是寺壁、里墙、衣裳、器皿，随意书写，因此与张旭有“颠张醉素”之称，钱起称其“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如”。杨凝式虽无嗜酒之记载，然纵诞不羁，佯疯自晦，世称“杨风子”，黄庭坚《山谷集》中称“见杨少师书，然后知徐、沈有尘埃气”。黄庭坚也有一段关于酒的自叙：“余寓居开元寺之怡思堂，坐见江山，每于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然颠长史、狂僧皆倚酒而通神入妙，余不饮酒，忽五十年，虽欲善其事，而器不利，行笔处时时蹇蹶，计遂不得复如醉时书也。”他的另一则记述，则更彰显酒之绝妙：“元符三年二月已酉夜，沐浴罢，连饮数杯，为成都李致尧作行草。耳热眼花，忽然龙蛇入笔。学书四十年，今夕所谓鳌山悟道书也！”祝允明虽有旷世之才，然不能被用，因之不检行藏，游玩放浪，寄情诗酒。徐渭性格通脱放荡，常与群少饮于酒店，督府急事相召，或因醉而不赴，或戴旧巾穿白衫直闯无忌。蒲华喜酒，求画之人多置酒壶于纸砚旁，酒酣落墨，顷刻即成，常因酒酣醉卧，衣衫狼籍，人称“蒲邋遢”。林散之亦喜小酌，曾为同享“当代草圣”之誉的高二适题挽曰：“风雨忆江南，杯酒论诗，自许平生得诤友；烟波惊湖上，衰残衔泪，那堪昨夜写君碑。”
    能秉明在《中国书法理论体系》中这样评价张旭的创作：“他所显示的是生命在酣醉时的样态，意识、潜意识、情感、想像都纷然织成不可预测的韵律，所以他说‘不能复得之’。‘酒神派’把醉当作生命的高潮、生命的提升，把酩酊的状态认为是生命最炽热、最酣欢、最具创作力的状态。这时候，理性的控制和拘谨丧失了，潜意识中所压抑的、积藏的、生命之原始的、本能的、基层的，得到了畅然的吐泄，酒不是消极的‘浇愁’、‘麻醉’，而是积极地使人的精神获得大解放、大活跃，在清醒时候不愿说的，不敢说的，都唱着、笑着、喊着说出来。唐王朝……另一方面，作为理性主义的反动，也出现了张旭这样的反规律、反理性、酒神型的最具反抗色彩的书法家。”熊所论酒与性灵、与狂草之关系，可谓鞭辟入里。也正是因为酒，使书家进入了抒写性灵之至境，不吐而不为快。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分析，精彩的狂草都是性灵的产物，而酒后之狂草则又是至境中之极品。
    综上可见，三个方面都是围绕着抒发性灵来准备的，也都是以抒发性灵为指归的，可见性灵于狂草之重要。同时，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上述10人集中在这样几个时代，一是唐，二是宋，三是明中后期，四是近现代。这四个时期无论国力之强弱、政治之盛衰，但都是中国思想史上最为活跃的时代，都是最有利于艺术家抒发性灵的时代。艺术的繁荣伴随着思想的繁荣而繁荣，这个客观存在的规律，在这里同样得到了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