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灭亡主要原因竞是贪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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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因嘉靖帝亡，内阁首辅徐阶和他的门生张居正借撰写遗诏之机，平反冤官，废除冗制， 减轻百姓负担，清理盐税。 隆庆以来，朝庭上下显示出新的活力，徐阶的门生张居正乃是旷世奇才，面对危机重重的国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认为必须整饬吏治，富国强兵。而首先要做的是“巩固国防，整顿吏治”。
        隆庆四年，鞑靼首领俺答汗进攻大同，计划称帝。此时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因与俺答争蒙古美女“三娘子”失败，向大同巡抚方逢时投降。方逢时和宣大总督王崇古决策受降。 张居正和高拱，张四维等人一致利用此机会，促成了对中原内陆政治和经济有重大意义的“隆庆和议”又称“俺答封贡”。从此打开了中原腹地直接经蒙古连接欧亚的万里商路，之前隆庆元年漳州月港开的海禁，就此海陆海外贸易得到了空前发展，皇帝对大臣有充分的信任。到了万历，己任内阁首辅张居正的“重农重商”经济思想的改革措施，边境的稳定和重视商业政策的引导，中国经济达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繁华。
       因为越来越重视商业，商业的高度发达，一时间让国库充足，民富国强。万历皇帝可以最后二三十年不再上朝，堂堂涣涣世界第一强国，居然在大多数无主情况下，所有大小事务由内阁和大臣管理，仍然井井有条，正常运行。可惜代表各方利益的党派就此开始橫行，多数以地域划分，最后以“东林党”最为著名，声势浩大，震撼朝野。与之相对的“齐楚浙党”也势力强大，从明中期直至南明，争斗从未停止。
      中国此时虽然在世界上经济高度发达，思想开放，生活自由，社会和科技领先世界，为全世界神往和模仿。然而法制松驰，贪污横行。大臣为了自身及代表集团利益，结成有力同盟对抗皇权，皇帝也不甘示弱，从万历十五年开始，因为立皇太子问题， 为了躲避群臣的骚扰，万历宣布实行“静摄”，从此不上朝。
     因为有成熟的官僚体制，国家机器仍然照常运行，君臣之间斗争却日益明显。万历皇帝因为国家战备和行政开支日益增加，而税收未增反减，国库日见虚空，遂要求加税。本来此时中国经济创造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发达，地方富豪一掷百万银两为平常，但是增加税收的事情每一次提出，就豪不犹豫的遭到所有大臣的一致反对，失控的中国己经按照地域划分，形成了从上至下，千丝万缕的官商利益集团，它们互相勾结，牢不可摧，至高无上的皇权竞然无法对它们动摇。
      为了摆脱财政困境，万历皇帝只能启用了身边的太监作为宦官办理事务。
       商业税因为直接触及所有官员利益，受到的阻挠是无法抗拒的。所以在万历二十四年开始，万历派宦官到各地开矿收税，同时加收皇家管控的盐税。宦官借机大肆搜刮和贪污，一时激起多地民愤。万历二十七年 四月二十四日，山东省临清三四千脚夫包围了临清税使马堂的衙门，从衙门里冲出来的兵丁将外面带头的抓了几个进去，这时候外面有人带头高呼：“里面杀人了！”在此人的吆喝下，外面的人一起冲了进去，将税厂焚烧，殴打、踩踏死了四十几人。
        同年七月，御马监太监陈奉在湖广荆州遭到数千市民投掷石块，随后陈奉在沙市、黄州又遭到市民驱逐。不久，武昌、汉阳万余人包围了陈奉的税厂，众人向里面扔石、放火，好在巡抚带兵火速驱赶了这些围攻的市民。
        武昌兵备佥事冯应京弹劾陈奉九大罪状，神宗接到奏疏革去冯应京官职，接着，湖广的一些地方官也上疏弹劾陈奉，皇帝将这些上疏的官员全部免职。当锦衣卫抵达武昌宣布冯应京等人罪状的时候，武昌数万市民发动暴动，再次包围了税厂，陈奉逃到楚王府里一个月不敢露面，市民们焚烧了税厂，并将税厂里的六名办公人员打死投入长江。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正月的云南民变则使反抗矿税的斗争达到了最高峰，当月，地方卫所的指挥贺世勋、韩光大率领市民万余人冲进税厂，将税监杨荣打死投入火中，并打死杨荣随从二百多人，消息传来，神宗几天吃不下饭。而凤阳的李三才更是匪夷所思，他买通牢狱里的死囚，这些死囚纷纷将山东税监陈增的爪牙们咬为幕后主使，结果，三才将陈增的爪牙一一捕杀。
     从这些事情都可以看出，官员利用民乱成功的抵制了皇权。国库越来越空虚，而地方官员及富豪已经实际掌控了国家。貌似强大，经济稳居世界第一，科技人文在较开放的环境得到较大发展，一片繁华与歌舞升平的表象下面，皇权被为了利益而捆绑一起的官商架空，法制己经为人情和利益需要代替，强盛的中国此时己经开始慢慢被贪腐驻食。
    万历皇帝二三十年不上朝的结果并不妙，大权旁落。各个党派相互间争权夺利愈演愈列，地方豪富越来越有钱有权有势，与普通百姓生活差距越来越大。促使社会矛盾也迅速加剧，而朝庭因为无法获得足够财政收入，各级机构官员，人员欠薪，缺员现象日益严重，迫使各级官员，甚至人员无一不贪。整个国家其实己经危机四伏，此时野心勃勃的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遇此天赐良机，在万历四十六年发布了胸有成竹的“七大恨” 讨明檄文。并且满有把握的对诸贝勒称: “吾意已决，今岁必征大明国！”
      明朝之亡国预象其实被明眼的满州首领一眼看透，而此时的明帝国权臣及豪富浑然不知，党派林立，争斗无休。
      及至天启既位称帝，此君更加奇葩，整天在宫廷修修补补，改造制作奇巧建筑，活脫脱的是一个投错了胎的高级建筑匠人。如此尚且不说，他宠幸奶妈客氏，客氏的“对食”- (明朝习俗，宦官与宫中女性，主要是宫女，也包括像客氏这样的妇女，暗中或公开结为名义上的夫妻)魏忠贤也因此权倾一时，号称 “九千九百岁”， 以致人们“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
     魏忠贤之党后来被称为“阉党”，主要是对“东林党”进行了残酷的打击，而且加深对百姓的剥削，全国上下一片恐慌。连续多年的天灾加上人祸，饥民四起。造成了国内人民的反抗，山东有白莲教、徐鸿儒起义，西南有奢崇明、安帮彥。陕西的王二之也纷纷揭竿而起。更加可怕的是山海关外，女真努尔哈赤势力加剧进犯中原，沈阳、辽阳相继沦陷，辽东危危可及。然而此时，贪腐之风反而更炽，边关守将粮草，薪饷拖欠严重，引发严重走私和贪腐，国家覆灭其实已成定数。
      张居正虽然在天启二年平反，其子到崇祯十三年才复官复荫，可惜此时的国家己经濒临崩溃了。他的铁哥们方逢时一直行事低调，万历二十四年临死时嘱咐儿子不要向皇上请祭葬，怕受张居正案牵连。不过万历皇帝还是知道了，在万历二十五年，派遣中书李日宣为方逢时造墓立表，计有石俑，马，羊，狮各一对，牌坊一座，祭九坛。数十年后，难得的是崇祯皇帝在崇祯四年又为方逢时特赐谕祭，修祭坛和立牌坊。崇祯十年，方逢时从祀乡贤。可以看被各种事情逼得焦头烂额的崇祯皇帝是多么需要像张居正，方逢时这样能够为国家扭转乾坤的人。
      其实崇祯时期，仍有袁崇焕之流的军事奇才，只可惜大臣当中党派林立，争斗激烈。崇祯在大肆打击魏忠贤的“阉党”后，还是换汤不换药了启用了“宦官”，宦官的权力之大，超过前朝任何时期。为了夺回皇权，压制大臣。宦官行使监军和提督京营大权，派往地方的宦官凌驾于当地官员之上。朝中宦官甚至总理户、工二部，此二部尚书被搁置。宦官贪腐比起大臣官员更加猛烈，官逼民反之火势熊熊烈烈。内忧外患迫使崇祯应接不暇，手忙脚乱之际，决策亦反亦复，变化无常，因为贪腐之风根深蒂固，己经彻底无回天之力了。
        外乱、内乱、朝乱祸因贪腐。无法遏制的贪污和腐败早就深深的渗透到每一个角落，官商勾结，狼狈为奸。加之各党派为了自身利益，根本不考虑国家利益，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争斗。皇权与臣权的斗争也异常激烈。
       崇祯皇帝虽有振兴之志，却没有治世之才。他用的药方错乱无章。明王朝在彻底的腐朽中崩溃。一个拥有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世界上第一个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先进超级帝国，因为其没有与之发展配套的政治体制和完备的法制。竞然被一个落后的还没有脱离奴隶制的游牧部族击溃，简直是一个让人无法接受的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