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

山城闲人

　　我是1967届高中毕业生，因“文革”的原因，拖至1968年8月才“正式毕业”，拿到一张红彤彤的毕业证书。其实，早在1966年底，红卫兵乘车大串联结束，我们就回到老家参加了生产队劳动，当起了回乡知青，投入了社会大熔炉。

　　忆往昔，那知青岁月令我终生难忘，简直就是一种劳役。那时正值战天斗地的学大寨年代，队里粮田面积多，农业机械程度差，绝大部分农活靠人工操作，靠拼体力。回乡后的第一场考验就是罱河泥。那时正值寒冬，滴水成冰，凌晨三点多钟顶着星星就得上船出行，两人一只船。那时我虽年近二十，但人长得瘦小，又没罱泥技术，一网下去河泥拉不上来，急得满头大汗，涨得满脸通红，人家一天罱4船很轻松，我和我的搭档2船还很勉强。由于用力不当，使劲过猛，10只手指甲一星期后都由红变紫、由紫变黑，最后全部掉光，痛得直钻心。河泥罱满了船，还得用大勺子一把把往岸上掀，这活儿我又是外行，用了很大劲总是不凑效。每当此时，总是由我堂兄来帮忙完成的。夏天，得顶着火辣辣的太阳，弯着九十度的腰板割麦、捆麦，然后一担担将其挑到场上脱粒；麦子收完后，扛着十几斤重的铁耙坌地、翻土，双手磨得全是血泡，痛得火烧火燎；接着又要挑着一二百斤重的担子开灰运肥（即把灰潭里的河泥运到地里均匀撒开）。那时还种双季稻，大伏酷暑，顶着三十八九度的烈日收割栽秧，“面朝黄土背朝天”，每天从“鸟叫”做到“鬼叫”，时间得十四五个小时。吃过中饭下地插秧，地里的水都烫脚，水温有四五十度，真是闷热难熬。天热活累每天要湿几身衣，要吃五顿饭，到天黑收工的时候，浑身象散了骨架似的，坐在那里一动都不想动，直喘气。草草吃了些晚饭，稍作洗刷就上床睡觉了。

　　1967年仲夏，队里种了140多亩双季稻，最缺的就是肥料。一天中午，有人告诉队长：无锡城里九派六派在武斗，粪坑已经无人管理，我们是否也去抢几只搞些大粪？队长于是带人迅速出击，冒着枪林弹雨占领了学前街、中山路上的三只公共厕所，能保证每天有一船大粪摇到队里。那年月城里人几乎家家都用马桶，每天都需要上厕所倒马桶。那时我也算是小伙子了，回到队里我就加入了抢粪者队伍，虽然工作辛苦，每天能挣到1.5个工分，合九毛钱，那时的九毛钱算是高工资了。从家里摇船到无锡城里，单趟要3个多小时，30多里水路，每船3个人，我弄船是外行，每次来回只得在岸上拉纤，当纤夫。盛夏酷暑，骄阳当空，背上晒得火辣辣地痛，热得汗水直冒，又累又渴，到家后还要将船里的大粪挑到稻田里，出清船舱又匆匆进城。我的双肩挑得又红又肿好难受，有几次我想打退堂鼓，只因面子上下不去，还是咬着牙坚持了。吃晚饭一般都在回城的船上，船上有一只“泥灶”，带些米和菜及柴草，边开边烧，那时运河水清澈见底，基本没污染，打上来就能喝。但也有例外，有次吃饭时发现饭锅里多了一只黑赤赤的“山芋”，细看方知是一段大便，大家恶心死了，一锅饭全部倒了重烧，几十年过去了“山芋饭”的故事至今还在村里流传。

　　那时队里条件差，进城住宿没有经费报销，我们每晚住在学前街口的无锡浴室屋檐下，忍着蚊虫的叮咬，不远处茂新面粉厂屋顶上的探照灯还来回扫射，时而响起“哒、哒、哒”的机枪声。我们蜷缩在屋檐下，夜里不敢随便出去，另外还要防备自己的“阵地”被他人“侵占”。我们公社的抢粪大军里有一个“龙头老大”，谁来侵占我们的阵地，只要这位“老大”一来，“侵略者”就会乖乖撤退。有次夜里突然下起了阵雨，电闪雷鸣，屋檐下不能躺了，我们就到对面省锡师旁的女厕所里躺在坐马坑上，半夜突然有个女人来上厕所，被吓得“哇哇”直叫，以为碰上了“鬼”，我们也被吵得一夜未合眼，雨一停，马上撤回原地——无锡浴室屋檐下。

　　每天天一亮，我们就“上岗”工作：人人挑一担粪桶，到学前街、人民路、中山路转悠，见有人拎着马桶出来上厕所，就上前“抢”下来，把粪倒到自己的粪桶里，倒满后就挑到船舱里。那时农船停在古运河边的茂新面粉厂旁，从中山路、人民路挑着一担大粪走到船上，至少三里地，需20分钟，从6月到9月，几乎天天如此，那时全然不顾自己小伙子的脸面，穿着破旧衣衫，脚蹬黄跑鞋，戴着宽边草帽，走在繁华大街上，眼睛只盯着拎马桶的妇人，只想早些装满船，早些开回家。那年，肥多苗壮，粮食喜获大丰收，亩产创造了1800斤的历史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