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与文学的乌托邦精神

在水一方

       如何评价金庸小说
       我有一个朋友的女儿，读金庸小说入迷到妈妈催她洗澡，也要把小说带进浴室，边看边洗；我还遇见一个公园清洁工，在向我介绍他儿子的名字时，由于一时说不清楚“靖”字是怎么写的，马上就说“就是郭靖那个靖”—— 一个作家的小说能普及到如此地步，且能深入地影响到中国人的生活层面，这是不容易的。按我的观察，20世纪以来，也就鲁迅和金庸两个人的小说，能如此深入地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
       曾有学者指出，判断一个作家的作品有没有大众影响力，有没有持久的生命力，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看他所创造的人物、语言有没有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比如，我们说一个人像林黛玉，意思就是指她多愁善感，而不需特别注释说林黛玉是《红楼梦》中的人物。据说，金庸的《笑傲江湖》在许多东南亚国家连载时，甚至当时一些东南亚国家议会竞选，议员争辩时直接就说你这个人是岳不群，或者是左冷禅。不少人平时也说，你这人像韦小宝，或者某某人和某某人“华山论剑”，说这话时，既不需要解释韦小宝、岳不群是谁，也不用解释“华山论剑”是什么意思，这表明金庸小说所创造的人物和语言，已经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除此之外，金庸小说还称得上在另外一种路径上创造了中国文学某种不凡的高度和影响力。金庸保留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批判性，看他的《笑傲江湖》，从里面对“一统江湖”之类的个人崇拜的批判，可看出他作为一个敏锐的作家对那一时期中国局势的一种讽刺。而比较金庸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你就会发现，金庸在当时的武侠小说中所显露出来的自由主义精神，是多么难得。
       金庸的小说创作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比如《射雕英雄传》中，郭靖为欧阳锋的蛤蟆功所伤，在牛家村的暗室里面呆了七天七夜，外面的世界经历了多少风险，一波走了，一波又来，打死一个，又来一个，每时每刻都惊心动魄、命悬一线，很精彩，很吸引人。金庸说，这种写法是受到了西方戏剧的影响。戏剧的特点就是在非常有限的舞台上，要把人生的各种冲突、各样的人安排上来，这种叙事方法，是中国传统小说所匮乏的。
       同时，金庸还传承了很多传统文化的东西。金庸小说在语言上颇具古白话小说的神韵。“五四”一代的作家，不少人的语言都是欧化的，包括鲁迅写的《狂人日记》，像“吃了人的人的兄弟”这样的话，现在的人读起来都拗口。但金庸小说的语言很干净，具有中国白话小说的语言风采，这些都表明，金庸作为一个特殊的存在，有其独特的价值。
       他不仅长于讲故事，在构造情节、塑造人物，并追索生命的价值方面，他都是具有较高文学修养的。不能因为他的小说通俗，就否认他写作中把通俗小说雅化的努力。金庸的雅俗共赏不该成为他的弱点，他是真正走通了一条创造性与大众性相融合的写作路子。
       金庸小说的雅与俗
       金庸小说里面，有很多俗文学的因子。我和金庸有过几次接触，也曾当面问过他，他本人从不讳言说自己的小说是通俗小说，也不讳言他写小说是为了娱乐大众。但凡是俗文学，几乎都有类型化的特征，金庸小说也不例外。我简单列举几个类型化的故事模式，大约就可知道金庸小说的一些写作特色。
       一是生身父亲的缺席与精神父亲（师父）的设置。金庸的小说里面，主人公基本上是没有父亲的，郭靖、杨过、小龙女、令狐冲、韦小宝、张无忌、袁承志、陈家洛、萧峰等，要么生下来就没有父亲，要么少时父亲去世，要么父亲装死，处于隐匿状态。父亲的普遍缺席，就为主人公的成长建立起了另外一种可能性，作为“无父”的一代，他要具备独立担当的精神，同时，师父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就扮演了“准父亲”的角色。当生身父亲彻底退场，影响主人公精神、塑造主人公人格的便成了他的师父。所以，金庸小说中的主人公，几乎都是由师父教育长大的，他们在精神谱系上，更接近师父，而不是血缘意义上的父亲。就连韦小宝这种玩世不恭的人，对他的师父陈近南也是存有真感情的，所以，陈近南在海滩被杀害的时候，小说这样写道：
       韦小宝哭道：“师父死了，死了！”他从来没有父亲，内心深处，早已将师父当作了父亲，以弥补这个缺憾，只是自己也不知道而已；此刻师父逝世，心中伤痛便如洪水溃堤，难以抑制，原来自己终究是个没父亲的野孩子。
       这是韦小宝难得的动情之时。他本没有父亲，而师父是有民族大义的男子汉，依从这样的师父，让他觉得自己在精神上有了一个归宿，如今师父死了，他的精神便无处皈依了，他觉得自己终归是没有父亲的野孩子。一个孤儿，一个漂泊者，一旦师父做了他的精神导师之后，就为他的人生选择敞开了多种可能。他在精神成人的过程中，师父的影子就会一直坚定地存在，像令狐冲，他后来即便识破了自己师父的狰狞面目，但在内心，也终究难以和他撇清关系。
       而且，金庸笔下的主人公，他们的师父往往不止一个；有很多师父，就为他们提供了很多种价值在他身上交汇、激荡的可能。最典型的是张无忌，父母是一正一邪，他自己的武功也亦正亦邪，而正是他这种特殊的存在，才得以最终消弭六大门派与明教之间的宿怨。这种以师父为精神父亲的角色设置，里面有一种模式化的东西，但金庸写出来，并不雷同，而且各有各的创造，这也是他区别于别的武侠小说家的地方——在众多当代武侠小说家中，金庸是自我重复最少的一个。
       二是女性对男性的引领和改造。在金庸小说里，男主人公往往出身名门正派，刚开始都比较正统、木讷、老实，但他所遇到并钟情的女子，却几乎都是“小妖女”：郭靖刚遇到黄蓉时，黄蓉曾被江南七怪称为“小妖女”；张翠山遇到殷素素时，殷素素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妖女”；令狐冲遇到任盈盈时，任盈盈是日月神教的圣姑，下手狠毒，也是一个 “妖女”。为何总是出现这样一种模式——名门正派的男子总是与来自邪派或者不为江湖正派所容的女子产生情感的纠葛？很显然，情感的纠葛，目的是为了昭示正派与邪派之间的冲突，有冲突，故事才有看头，命运才会曲折。
       原来是正邪势不两立，但因为在情感上有了正与邪的遇合，正邪对立的价值观念也就相应受到了冲击。邪派女性的任性、美丽与坚贞，反而照出了正派人士的保守、僵化和腐朽，由正派人士所建立的江湖秩序，也就随着各种价值观的融合，而变得更加丰富和多样。
       在这种江湖秩序的裂变过程中，最具革命性的人，往往不是男性，而是女性；甚至在革命和颠覆的过程中，男性经常是处于被动的境地，他是被女性引领着走的，他的很多价值观的形成，也是由女性所塑造的。没有黄蓉，郭靖无从学得那么好的武功，他也必定守不了那么久的襄阳；没有任盈盈，令狐冲无法应对那么险恶的江湖风波；没有赵敏，张无忌难以一次次在险境中化险为夷——当这些男主人公茫然失措的时候，总是女性出来为他们解忧，并告诉他们该如何行事。事实上，女性扮演了男性的另一个精神导师的角色。这也是金庸小说的另一个深刻之处。
       除了这些比较明显的父与子、男与女、正与邪等类型化模式的设置，金庸小说中还有很多畅销书和通俗小说所必需的一些元素，比如复仇主题，比如武功秘籍的得与失，比如成长过程中的危机与机会等。这些，都是通俗小说中常见的类型化母题。但金庸的高明在于，他并不满足于俗文学的路子，而是在写作过程中，不断地把俗文学进行雅化，使俗文学也能兼具雅文学的风格，并使之承载起一个有人生况味的精神空间。
       通俗小说的雅化
       通俗小说的雅化，是金庸小说的一大特色。所谓的“雅化”，不仅仅是指作品中对诗词、琴棋书画这些传统文化因素的运用，更是指金庸小说中浸透着中国文化的精神，也有很多人生的感怀，甚至还有罪与罚、受难与救赎式的存在主义思想，这些都不是一般的通俗小说所有的。
       金庸笔下的侠客，大致可分为三类：儒家侠、道家侠、佛家侠。早期金庸多写儒家侠，“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是儒家精神的底蕴，郭靖明知襄阳守不住，但他还是要守；陈家洛、袁承志、萧峰，虽然也有灰心、归隐的思想，但其壮年，却一直是带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抱负，只要是为国家、民族，就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到中期以后，金庸大量写到道家侠，那种以抒发个体性情、实现自我价值为中心的侠客。比如杨过，什么家国大事，都不能和他的姑姑相提并论，他觉得和自己相爱的人厮守在一起，比什么都重要。除此之外，还有佛家侠，就是那种有宽恕之心、悲悯之心的侠客，以少林和尚为代表。
       金庸通过这些侠客形象的塑造，把影响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思想的儒道释文化的精髓通俗化、感性化了。这有利于一般读者理解中国文化的特性。正如我们读杜甫的诗，会看到儒家士大夫担当的精神；读李白的诗，可以读到老庄思想中的自由心性与个性飞扬的东西；而读王维的诗，却能领会到一种禅境。
       金庸小说还具有存在主义式的人生思想。他对人生的观察与感叹，常常引发读者深思。《射雕英雄传》中，郭靖要忘掉武功，他沉思一个问题：“我是谁？”成吉思汗死前，念叨的是“英雄，英雄”，他想到自己战绩卓越却白骨累累的生涯，于是在纠结与不解中走向死亡。在《神雕侠侣》里，郭襄对杨过的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杨过和小龙女的世界容不下任何他者，郭襄最终只好在心思浩渺中，骑着小毛驴独自在江湖上游荡，这是一幅多么感伤的图景：
       其时明月在天，清风吹叶，树巅乌鸦呀啊而鸣，郭襄再也忍耐不住，泪珠夺眶而出。
       最有深度的也许是《天龙八部》。它里面隐藏着很深的中国式的罪与罚思想，用金庸的朋友陈世骧的话来说，是“无人不冤，有情皆孽”。也就是说，这部小说里的人，都蒙受着巨大的冤屈，而这部小说里的情感，也几乎都是孽缘。一切都很无辜，也很惨烈。每个人生来似乎就是有罪的，他的人生不过是受难，不过是赎罪，在这样一个望远皆悲的背景下写人性，就会发生人性和生存本身，其实都是困境。
       这种人生情怀、哲学思考，都不是通俗文学这个帽子可以涵括得了的。所以说金庸小说的内涵，比之前所有的通俗文学都要深，他是在俗小说的壳里张扬文雅的中国文化精神。
       文学的乌托邦精神
       法国一位作家说过，文学不能让我们活得更好，但可以让我们活得更多。
       金庸小说作为“成人的童话”，为我们枯燥、苍白、没有想象力的现实生活开辟了一个江湖，提供了一个梦想飞翔的地方，提供了一个乌托邦。金庸是富有想象力的，他能制造变化，使生活出现意外，出现新的方向，这就是好的文学。文学总是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不断地挣扎，不断地转化，进而拓展我们固有生活的空间。
       许多的时候，想象比现实更真实。我是福建人，有人《笑傲江湖》看多了，就会问我福州真的有向阳巷吗？也有读者向往桃花岛，桃花遍地，风景宜人，可以不闻世事，自我逍遥，这是大家的梦想之地，可世间哪有什么桃花岛，只是一个乌托邦而已。文学就是这样不断地告诉你，除了现在，还有未来，除了现实，还有梦想，除了可能，还有不可能——不可能有一天会变成可能，这就是文学的魅力。
       金庸小说里塑造了大量的英雄，并宣扬了一种英雄哲学。张无忌这么一个衣衫褴褛、头发蓬乱的少年，在光明顶上，想以一己之力平息六大门派与明教之间的恩怨，这是何等的英雄！萧峰以一己生命平息了宋辽两国之间的干戈，这是何等的英雄！襄阳城外大兵压境，杨过身处绝境居然打死蒙古皇帝，蒙古被迫退兵，而郭靖夫妇二人齐心，死守襄阳城几十年，这是何等的英雄！这些伟大的事情，我们在现实中做不到，这些伟大的个人，我们在生活中恐怕永远也不会见到，然而，金庸通过对个人英雄的塑造与对英雄哲学的召唤，满足了我们对自己角色的一种想象，使我们以角色替换的方式参与、体验了一回英雄的存在，感觉自己也英雄了一回，这就是文学带给我们的梦幻和诗意。说到底，文学就是一个梦，一个乌托邦。
       文学乌托邦的又一个方面，是金庸在小说中呈现出了一种诗意的人生。袁承志归隐海外，郭襄归隐峨眉，杨过和小龙女归隐古墓……“他年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他们的选择，一如海德格尔所说，人生充满了劳绩，所以向往诗意的栖居。
       都市是最不诗意的所在，现实的困苦，也令我们诗意不起来。但金庸的小说确实为我们提供了想象中的诗意栖居之地，尽管我们最终都要回到现实生活，但是人生有这么一个幻觉，有这么一个梦境，有这么一个精神的诗意栖居之地，也是一种幸福。
       金庸的小说深刻地诠释了文学的乌托邦精神，为我们缓解现实苦难提供了一个空间。人活在世上，总不能天天匍匐于地面，或周旋于家长里短，人总是会渴望在琐细、庸常里找寻到一种梦想，进而反抗平庸的现实，实现内心的自由。金庸的小说可谓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我们的阅读梦想。尽管他笔下的草莽英雄，往往难逃孤独、漂泊和死亡的命运，但快意江湖所留下的人生印痕，终究是值得记取、值得品味的。因此，读一点金庸的小说，哪怕是青少年，让他读一读金庸，放飞一下自己的梦想，并感受一点江湖的正气，这并不是什么坏事情。毕竟，有梦想的人生才会显得灿烂、斑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