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救式犯罪”不需要廉价的同情

江南

2014-8-18 17:56 上传下载附件 (48.55 KB)



    有的弱势群体因维权受阻，“不得已”采取违法手段，往往能够赢得同情，甚至被美化
　　今日社评
　　本报特约评论员
　　法律失语、法治不公，正常的维权渠道屡屡受阻，可能成为公众法治信仰崩塌的链条。每个公民都必须遵纪守法，每个遵纪守法的公民都能得到“善报”，信仰法治才有根本的保障。
　　近年来，以农民工人群为主的流动人口犯罪现象越来越突出。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近日发布《农民工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研究报告》，对该所2012年和2013年办结的170起农民工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进行统计。报告指出，农民工犯罪很多属于维权自救性犯罪，当农民工的生存、发展受到威胁或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在求告无门、维权无果后，不得已以犯罪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因维权遇阻便产生报复心理，以犯罪手段维护自身权益，可找到不少案例。“自救式犯罪”必须受到法律制裁，再有冤屈，也不能采取过激和违法手段维权；违法犯罪后，也不应曾因维权受阻而获得豁免。如果迷恋所谓的“私刑”，除了伤害法治秩序和精神，也会引发可怕的效仿效应。
　　“由于有法律才能保障良好的举止，所以也要有良好的举止才能维护法律”，法治时代，每个公民都应该涵养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这是对法律的起码尊重，也是对自己的最好保护。遗憾的是，现实中一些人蔑视法律，甚至故意挑战法律，他们相信拳头，或者相信权力，而不相信法律。更可怕的是，有的弱势群体因维权受阻，“不得已”采取违法手段，往往能够赢得同情，甚至被美化。
　　同情有时是苍白的，也是危险的。以在机场引爆自制炸弹的山东农民工冀中星为例，他曾在广东打工，因受到不公正对待上访10多年，他的卑微叙事、悲催经历确实值得同情，但是，绝不能鼓励和肯定他制造爆炸事件的“正当性”。尊重法律是最基本的公民责任，不伤及无辜应是人性的基本底线，无论如何，冀中星的行为本身、主观动机都涉嫌违法，如果对其违法行为表示同情，这种同情不但是廉价的，而且本质上在鼓励暴力。
　　当然，还应该剖析自救性犯罪的前提，即维权受阻。有人说，“一个人最大的破产是绝望，最大的资产是希望”，冀中星们正因为维权屡屡受阻，才铤而走险。如果维权途径更通畅一些，维权渠道更开阔一些，那些权益受损的农民工得到及时救济，他们还会以身试法吗？
　　农民工维权最常见的大概是讨薪。讨薪难，从爬塔吊到寄贺卡，从拜河神到裸体游街，一些农民工讨薪的方式像是行为艺术，但带有沉重的自虐与自辱色彩，如果没有噱头就无法吸引人们注意。即便有噱头也未必成功讨薪，于是有人就采取违法手段。几年前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为索要不足1000元的工资，完成所有程序，农民工维权需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花费时间至少11-21天，折合误工损失550-1050元；国家支付政府工作人员、法官、书记员等人员工资至少是1950-3750元。综合成本在3420元-5720元之间。枯燥而真实的数据，往往蕴含着令人悲哀的事实，农民工维权成本畸高，恰恰凸显了其权利贫困与无奈困境。
　　遏制“自救性犯罪”必须双管齐下，除了帮助农民工提高守法意识、培养对法律的信仰，还需要通过强有力的制度安排，破解他们的维权困境。如近年来国家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严厉打击恶意欠薪，包括将恶意欠薪列入刑法惩治范围。人社部、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下发通知，对不依法移送和办理欠薪案件的国家工作人员，要追究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应该看到，这些制度安排已经见效，这几年农民工讨薪不再那么艰难，被欠薪现象也大为减少，但农民工遇到的维权困境很广，而不仅限于被恶意欠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