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只为小群体利益 政客服务利益集团

风雨兼程

　　类似于改革一样，中国的反腐也已进入到了“深水区”。“副国级”的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落马是一个象征。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决不是一句空话”。如果把这句话理解为仅仅是在表现中央反腐的决心，可能并不深刻。在反腐“深水区”，它还是一份政治、法律层面的平等主义宣言。
　　很清楚，中央的反腐，客观上，已是在当下中国诸多复杂问题的解决中，相当关键的一个战略。
　　以其中的一个功能—拯救社会道德—来说，反腐正在通过建构一种政治伦理，来改变既定的社会道德生态，从而重构一个新的政治社会格局。在这一点上，政治家或许正自觉不自觉地像哲学家一样思考。
　　一般而言，官僚只为自己的个人或小群体利益，对于整个利益集团并无责任担当，更不用说国家民族了。面对道德溃败这样的问题，他们基本无动于衷。政客呢？他们超越了个人或小群体利益，但也更多是为自己所在的利益集团考虑，因此，对于社会的道德溃败，他们往往无能为力，或并无责任担当。
　　政治家和以上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能够自觉地为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进行担当，但更注重现实，和对问题的技术性解决。因此，面对道德溃败这个不仅仅属于技术性解决范畴的复杂问题，还是有哲学家智慧的政治家最能看到解决路径所在。
　　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大力推崇“哲人王”，认为只有哲学家才能治理好国家，因为哲学家能够超脱于“意见世界”而看到真理。“意见世界”有时候是没有真正对错是非的，而且很不稳定。
　　这当然是一种乌托邦，而且，也不符合事实。毕竟，政治世界主要就是意见世界、利益世界，而不是真理世界。但是，柏拉图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有时候，不超越意见世界的政治世界并不具长远眼光，或难以很好地解决某些实际问题。
　　事实是，无论是否属于民主政治，现代政治的一个特征，就是政治家们往往更注重意见世界。民意、舆论等，最能激起治理秩序的合法性焦虑，影响甚至决定着政治家们的政治权威以至权力。也因此，很有可能，政治家们追求的只是“事实上的政治认同”，不管什么原因，大家认同我们就行了，而非“道德上的政治认同”，即的确大家认同我们既是一个事实，同时，也是在道德上应该、正当的，因为我们的制度、权力来源、治理能力值得他们这样做。
　　但“事实上的政治认同”可能仅仅是一种假象，也容易发生变化。治理秩序的深刻基础，是“道德上的政治认同”。
　　这意味着，在制度、权力来源、治理能力上，需要理性的依据，或者，需要哲学的思维。
　　从现代政治理论上看，政治哲学家们把国家、政府建立在“社会契约”之上，是社会合作，以及大家的意志的产物，从而划定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边界，并为制度赋予一种道德上的正当性。这并不仅仅是一种理论的虚构。确实，从历史事实上看，并没有什么“社会契约”，可是大家组成社会，成立国家和政府，确实是有契约的，至少心理上是如此。“社会契约”只是对人们的心理契约在道德上的确认，并体现在制度上面。
　　社会为什么会出现道德溃败？原因比较复杂。但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社会契约相对缺乏下，和心理契约被破坏息息相关。
　　一般而言，维系一个社会的道德的必要条件，是制度本身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以及社会的强势群体讲道德。前者是社会契约的制度化，后者是心理契约的社会期待。
　　中国社会的传统，由于缺乏社会契约的意识，所以只能靠强势群体讲道理来对全社会做出示范。儒家的一整套理论都在这样做。道理是很简单的，人们是一种对公平极为敏感的社会动物。强势群体，尤其是权力者，占据了这个社会中较多的资源，他们理应对社会尽到更多的责任，包括道德上的示范。如果他们不讲道德，不作为，甚至腐败，对他们来说，无异于耍赖，带头破坏能够维系一个社会正常运转的道德观念。而对民众来说，则无异于同时遭受到权力者的物质剥夺和精神伤害。
　　这启动了民众的心理保护，为了防御伤害，他们也不能再讲道德；而吃亏的心态又启动了攫取最大化利益的动机，于是，权力者的变坏把他们带坏；但这样做，他们又伤害了其他弱者，于是后者也不再讲道德，相互伤害于是形成……社会的道德生态，就是这样被败坏的。
　　我们为制度赋予了道德色彩，但在现实中，由于民众缺乏政治参与，以及在某些官员的腐败下，它往往沦为一种自我宣称。制度的德性在权力不受约束和官员腐败中受到巨大的挑战。就此而言，反腐进入深水区后，践行政治和法律层面的平等主义精神，其政治和社会功能是兑现和民众的心理契约，让全社会树立对道德的信心，以及对执政党的政治认同。
　　但这仍然只是开始。在强力反腐时，政治家的目光，也可以同时放在制度德性的建构上，强化“道德上的政治认同”。
　　社会为什么会出现道德溃败？原因比较复杂。但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社会契约相对缺乏下，和心理契约被破坏息息相关。
　　一般而言，维系一个社会的道德的必要条件，是制度本身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以及社会的强势群体讲道德。前者是社会契约的制度化，后者是心理契约的社会期待。
　　中国社会的传统，由于缺乏社会契约的意识，所以只能靠强势群体讲道理来对全社会做出示范。儒家的一整套理论都在这样做。道理是很简单的，人们是一种对公平极为敏感的社会动物。强势群体，尤其是权力者，占据了这个社会中较多的资源，他们理应对社会尽到更多的责任，包括道德上的示范。如果他们不讲道德，不作为，甚至腐败，对他们来说，无异于耍赖，带头破坏能够维系一个社会正常运转的道德观念。而对民众来说，则无异于同时遭受到权力者的物质剥夺和精神伤害。
　　这启动了民众的心理保护，为了防御伤害，他们也不能再讲道德；而吃亏的心态又启动了攫取最大化利益的动机，于是，权力者的变坏把他们带坏；但这样做，他们又伤害了其他弱者，于是后者也不再讲道德，相互伤害于是形成……社会的道德生态，就是这样被败坏的。
　　我们为制度赋予了道德色彩，但在现实中，由于民众缺乏政治参与，以及在某些官员的腐败下，它往往沦为一种自我宣称。制度的德性在权力不受约束和官员腐败中受到巨大的挑战。就此而言，反腐进入深水区后，践行政治和法律层面的平等主义精神，其政治和社会功能是兑现和民众的心理契约，让全社会树立对道德的信心，以及对执政党的政治认同。
　　但这仍然只是开始。在强力反腐时，政治家的目光，也可以同时放在制度德性的建构上，强化“道德上的政治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