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腐官员的反腐豪言是怎样练成的

人生何处

　　官员腐败了，且被抓住了，才叫腐败官员。追溯过往言行，腐败官员都有一个毛病：被抓之前，都曾说过豪言壮语——怎么反腐、如何清廉、拍桌子、打板凳、狂拍胸脯、发自肺腑地遵纪守法；
　　腐败官员年年出，这两年尤其多。官员腐败了，且被抓住了，才叫腐败官员。追溯过往言行，腐败官员都有一个毛病：被抓之前，都曾说过豪言壮语——怎么反腐、如何清廉、拍桌子、打板凳、狂拍胸脯、发自肺腑地遵纪守法。
　　刚公布的消息说徐才厚被抓了，被开除党籍，这位曾经的副国级的大官，常年在全国军队纪检的会议上，在军队最高级别之一的反腐大会上，发表过很多“重要讲话”，讲反腐要有“高度”认识，要有“党性”责任，要有“表率”人格，要有“坚决”态度，要有“扎实”工作，要有“制度”体系。话都白说了，管不住自己。
　　其他的大官也屡有反腐豪言的“上佳表现”，所谓“理论创新”。比如，另一个副国级的人物苏荣，在江西任内，就曾说过可编制成书的反腐语录：要管好“三圈”——生活圈、交往圈、娱乐圈，要抵得住诱惑；要“三敬”，敬仰事业、敬畏权力、敬重人民；要“三常”，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要“三清”，清正做人、清白为官、清廉从政。语言真押韵上口，排比有势。
　　2013年10月底，贵州的一个副省级高官廖少华落马。在担任贵州省委常委、革命老区遵义市市委书记期间，廖少华说了不少经典的反腐语录。要坚守“三道防线”——反腐倡廉思想道德防线、预警纠错防线、党纪国法防线；要把好“廉政五关”—— “思想关”、“欲望关”、“权力关”、“小节关”、“约束关”等等。
　　2014年6月，改革开放以来广州最年轻的市委书记万庆良落马。万庆良以前大谈反腐的语录，今天看来，除了可笑之外，还有可悲。“工作20年没买房”，要“强化干净干事的先进形象”，要“提高反腐倡廉制度化、法制化、科学化水平”，要“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永做人民公仆”。
　　在南京市市长任上落马的季建业，也曾“创新”出一大堆“廉政佳话”。在担任扬州市委书记时，有人请他为《扬州勤廉史话》作序，他毫不客气。他表示“做到不为亲戚朋友谋私利，不允许亲友家人打我的旗号办事、拉工程，不干涉工程招投标、土地招拍挂等方面的事项”。
　　在官场中，像上述5位知名人物一样“打着反腐的旗号，大张旗鼓地搞腐败”的人还有不少。为何如此言行不一？
　　从从政技术角度看，讲一口漂亮的反腐话语，是官员必备之技。官场流传，干得好不如说得好，说得好不如给领导汇报好。会说漂亮话，会说台面上的话，会说政治正确的话，是官员生存的必需素质。官场得讲“主旋律”，得弄“正能量”，得说没有毛病的反腐新话，所以，官员得得天天练、月月练、年年练，日复一日，进入潜意识，成为语言习惯，张嘴就来，毫不困难。这边讲了，那边就有拍马屁的人吹捧，上级官员说的话顺势成了“经典语录”，“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让人醍醐灌顶的指导思想”，然后大肆在官场传播。这一唱一和，充斥了官场话语空间。
　　当然，也有不太会讲反腐豪言的官员，但是，他们又急需，那怎么办呢？那就请秀才、文人、智囊团、秘书们来帮忙。这些人为博领导欢心，费尽脑筋、调动知识储备，遣词造句，押韵考究，排比流畅，富于气势，策划、包装得朗朗上口、充满文雅之气，直让说话的领导连连点头称是为止。领导高兴了，理所当然，帮忙的人可以获得一些成就感和物质回报。长期都让领导高兴的人，就会官运亨通、财源广进了。就这样，各取所需，反腐话语花样翻新，弄得像广告语一样，口惠而实不至。
　　从官师合一角度看，上级官员常常站在师长的位置教育、教训下级，这样一来，他们就必须在反腐话语立场、内涵、形式、气势上压下级一头。上级官员讲的话，必须是政治正确的话，必须是让下级可以找到“创新点”的话，必须是让下属可以恭维、赞美的话。官员讲话就像许多老师给学生上课一样，地位不平等，用教训的口气、严肃的腔调、灌输的方式、示范的榜样，给下级输送政治信息。然后，上行下效，下级跟着学，学后，再给更下一级的官员教育、教训。就这样，不断传递，直至最下级的官员义正言辞地教育、教训他们的衣食父母——群众。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中，无数的官员站在教师的位置上给人讲话，很有面子、很有地位、很有意义，所以，这些官员也喜欢讲、反复讲、长篇累牍地讲。
　　从名实分离角度看，官员必须要反腐的“名”，但在生活中，他们可能会要腐败的“实”。要“名”，是要保住手中的权，同时承诺不要不该得的利；要“实”，是要谋得本不该得的利，势必违背了“名”的承诺，势必言而无信。早在近70年前，费孝通先生就在《乡土中国》的讲座中就提到了中国人“名实分离”的问题。他说：“在长老权力下，传统的形式是不准反对的，但是只要表面上承认这形式，内容却可以经注释而改变。结果不免是口是心非。”“不能反对而又不切实用的教条或命令只有加以歪曲，只留一个面子。面子就是表面的无违。名实之间的距离跟着社会变迁速率而增加。”在今天的官场，“长老权力”演变成了“上级精神和上级指示”，只要口头上、形式上不违背，内容却可以在实际操作中改变，尤其是在“发展是硬道理”、法治规则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推动的社会快速转型期，这种“名实分离”的速率就大大提高了，其直接表现就是官场腐败现象爆发式、滚动式蔓延开来。当下，很多官员老是感叹“老百姓”变成了“老不信”，究其原因，在于官员带头“名实分离”、言而无信，受了愚弄的“老百姓”怎么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老是相信官员们的谎言呢？
　　从语言腐败角度看，清廉的语言失去了它应有的清廉的含义，失去了它应有的价值判断和道德意义，这就为官员腐败的滋生添加了肥料。张维迎教授近些年老是讲一些“语言腐败导致道德堕落”的观点和例子，意在说明很多人搞语言腐败，其“本质是要捍卫那些本质上没法捍卫的东西，假装做那些本身并不想做的事”。他的话，用来解释这些腐败官员的行为再好不过了，原来，这些口口声声反腐的人只是假装在搞反腐，他们根本不想反腐。时间久了，语言腐败就导致了民众没法辨别、没法相信许多官员口中喷出的反腐豪言了。
　　从权力操纵角度看，有权力的人操纵了语言，玩弄了听众，就有了腐败官员反腐语录的从出不穷。语言也是一种权力，腐败官员深知这一点，所以，借助语言，维护自身的权力，非法谋得自身的利益，也是当然的选择。腐败官员站在权力的高位，说着反腐倡廉的话，越说越多，每说一次，都在数量层面增加自身权力的重量，久而久之，形式上的权威就来了，也很稳固了。有了权威，想搞点腐败就容易多了，因为谁想说权威的不是，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甚至是要冒生命危险的事。
　　从权力监督角度看，腐败官员说了那么多的反腐豪言，也是因为监督制衡权力的制度不够强。周围的很多人不是不知道腐败官员的反腐豪言是多么的虚伪，但是，他们缺乏很好的监督手段，不愿、不敢公开说腐败官员的不是。周围的人越是不监督，腐败的官员就越是大说、特说反腐豪言。等到特殊的时机，比如机缘巧合、严打运动到来，腐败官员才被揭穿了虚伪的面具，周围的人，尤其是那些没有因腐败官员反腐豪言得利的人，才觉得如此大快人心，而那些获利的人可能就有另一番心理滋味了。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说着容易，做着难，因而让腐败官员屡放反腐豪言。怎么监督呢？观其言，先存疑，然后长时期观察其行动，言行一致了，才可以说相信。但更为关键的是要弄清楚，腐败官员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他们的权力不是上级官员授予的，而是每一个公民授予的。让每一个公民都有监督制衡权力的手段、制度，才可能从根本上减少权力的狂妄、滥用，才可能从根本上减少官员群体的言行不一，才可能让反腐语言回归它应有的价值判断和道德意义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