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财产公开需“车改”式顶层设计

想哭就哭

　　从2009年新疆阿勒泰地区首开先河至今，试点官员财产公开的地区已接近40个，而昙花一现的试点地区占比超50%。坚持试点的14个地区中，多是内部公示，不登报不上网，且公示信息较粗。（8月18日《新京报》）
　　超半数试点地区之所以终止试点，媒体盘点了四大原因，一是人走政息，二是源于公众压力和个别官员的阻力，三是缺乏第三方机构和行政监督，难以核实，四是上级叫停。表面原因恰恰说明了问题的根结，因为是试点，所以没有制度化、法律化，所以导致了试点的不连贯。而深层次的原因，则和公车改革一样，触动的是官员个人的前途和利益，阻力在意料之中。
　　而从各试点地区的试点来看，财产公开的“主力”多是级别较低的科级干部，甚至有的只要求新提任的副科级干部公示财产；公示的范围也多是内部公示，不登报不上网，公众无法查询；公示信息一般较粗，过期就难以查询；带来的结果也就是申报难以核查，基本上都是零投诉举报。这实际上说明，大多数试点地区，就是为了试点而试点，最终沦为了形式主义。
　　官员财产公开和公车改革一样，缺的不是方法、路径，而是改革的决心和勇气，毕竟很多国家和地区已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如果官员财产公开是全国一盘棋，各地没有例外，整体压力之下反而具体操作起来要容易得多。但是，如果具体到个别试点地区，强势的试点领导，就要独自承受巨大压力，甚至有可能被“问题官员”联手将领导挤走、拱下台，这正是试点不力、超半数昙花一现的原因所在。
　　可见，在官员财产公开这一问题上，先试点取得成功经验再推广的思路，是很难行得通的；即使试点之后推广了，所谓的成功经验可能与官员财产公开的初衷也相差甚远。但是，试点仍然是有价值的，一是捅破了官员财产公开这一层“窗户纸”；二是试点的“教训”，恰恰为可能的正式推开，提供了针对性的思路。
　　正因为官员财产公开遭遇的阻力之大可想而知，所以官员财产公开的全面实施，既需要战术，也需要战略。从战术上说，就是应该考虑进一步在全国扩大试点，如果试点地区达到了全国的半数，甚至是大多数，将来的压力可能也就进一步化解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实际上就是这个意义；从战略上说，就是需要“车改”式的顶层设计、自上而下地整体推进，各地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并最终通过立法将其制度化、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