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哪个时代有哪个时代的风格

特别的爱

    中国书法艺术发展的规律，是根据其不同类型的形成所表现出来的。艺术风格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整体的可识性标志之一，它反映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风格流派，是情感内在形式与艺术群体思考的外在表现。书法作为一门古老的艺术门类，在上下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史中占有光辉的一页，每个时代都有反映其时代特征的书法艺术语言存在、发展与变迁，不只是单一的发展过程，而是包含了个性化艺术语言所组成的艺术群体的整体风貌，在时间空间上有很大的跨度。
    风格的内涵与外延
    较早出现关于“风格”一词的典籍是晋代葛洪的《抱朴子·行品篇》，中有“士有行已高简，风格峻整”之句；《疾谬》中说：“以倾倚屈申者为妖妍标秀，以风格端严者为田舍朴矣。”均为品评人物风度。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德行篇》中说：“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为己任。”正如19世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美学》中说：“法国人有句名言：风格就是人本身。”指明了艺术风格产生的依据。另外，风格可以引伸出风气、风神、风骨、风韵、风姿、风采、风度、风操、风概等概念。贾岛有句诗：“无诗禅自解，有格句堪夸。”五代黄休复《益州名画录》中以“格”来品评绘画，定为“神、妙、能、逸”四格，尤以“逸格”为上，突出人之品格，并将其置
于艺术的格律、格法之上，开文人画品评之先声。究竟什么是“风格”？简而言之，“风”就是创作主体情、意、志、趣等因素的综合反映，“格”犹如“骨”，是表现“风”的形或器。南朝王僧虔《笔意赞》云：“书之妙道，神采之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换而言之，神采如同言风，形质如同言格，统一风与格，方为比肩古人的上乘之作。同样，作为个体语境中表现艺术语言的个体风格与作为群体涪境在相对稳定的一段较长的时期内形成的时代艺术风格之间，并没有特殊的区分和严格的界限。在一定意义上，“风格”一词作为儒家学说中“助人伦、成教化”的寓意，反而赋予了更为积极的意义，在传统文化积淀形成中凸现出其美学特征和艺术的价值取向。
    从风格演变的时间来看书法风格的形成
    书法风格的形成，依赖于各种因素的构成，除了我们通常讲的特定的功用目的相应格式、工具与材料，形式与技巧、个性气质及审美趣向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形成风格的时间间距。徐利明对书体的演变是这样来划分的，他在其专著《中国书法风格史》中谈到：“我对书体演变期的研究所引据的古代书迹资料，自殷商至两晋，并向上涉及新石器时代，而向下止于对东晋'二王’草、行真书的分析、论证。'二王’的书法既标志着书体演变的终结，又标志着个性风格翻新期的开始”。我认同这一点，但我更注重把书法风格中个性风格与时代风格放置在时间、空间的大背景中，来考查书法形成的时间规律。
    自汉末、魏晋时书法艺术进入自觉时代以来，虽然书体的演变告一段落，但书法风格日新。历代由于书家辈出，书体风格的差异，构成不同的书法流派。“王字”书风的确立是以王羲之晚年的书法杰作《兰亭序》的产生而完成的。该作品创作于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上距其书法变革所相对的张芝、钟繇旧体，即使以钟繇的卒年为上限，即三国魏太和庚戌四年（公元230年），也有百余年的发展过程。以“王字”风格的形成来看，人们往往持有一种看法，即“艺术表现了他的时代”，由于“王氏”大家族代表了东晋士大夫书法文化，书风由钟繇的质朴转向新巧、妍美。同时，东晋时代“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使得魏晋文人士大夫的自然主义个性空前高涨，“气韵生动”成了艺术创作风格的主要表现内涵。王羲之书法的创新，至南朝时依然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为此梁武帝萧衍曾与陶弘景等人进行过广泛而深入的讨论。萧衍本人就将“王字”书法视为张芝、钟繇之后的代表人物。萧衍在位期为公元502年至549年，距《兰亭序》的创作已近100年之久。从书法创作的年代及所处主流地位的时间差异至少说明，一种书法风格的确立，尚需要一段时间才会被历史认定。
    至于碑学书法的形成，经历更为曲折。从明末清初至雍、乾时期，欲变不能，历经百年之久。至邓石如、伊秉绶的书风形成，阮元著《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和包世臣著《艺舟双楫》，才从理论上确立了碑学书法。我们粗略估计一下，碑学书法从发生、发展至确立，几近200余年。
    纵观书法风格的每一次变革，莫不有着大致相同的演变过程，再如元代书法。当推赵孟顺书法，后称“赵体”，书法强调熟练性，强调用笔、结体的匀整统一。赵氏的书法创作理念是：“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书之道也。一毫之过，同于不及。安得天下精一于中者，而与之语书哉。”（《式古堂书画汇考》）提出书法应贵有古意的艺术主张，在他的倡导下，元代书法卓富古意、浑厚、遒美，崇尚“二王”魏晋风度，“近取金宋，远法汉唐”。此举使得书法“复古”现象日趋严重，历时几近百余年，为后代书法家所不屑。在此之前，北宋书坛在苏轼、黄庭坚、米芾倡导的“尚意”书风的影响下，重“意”而轻“法”，最终导致南宋书坛的衰微，其间100余年。其后的明代书法呈现三个发展阶段，早期以“三宋”宋克、宋琏、宋广及沈度、沈粲为代表的“台阁体”为主导；中期以祝允明、文征明、王宏所谓的“吴中三家”为代表；后期
则以董其昌书法为代表，前后活跃270余年。三次大的书法变革，大略同是百余年的历史。当然。这一时间很难有个准确的数字，但各个阶段大略都有一个或一群卓有建树精英人物，领携一代风气，承前启后。其间每一类书风的从酝酿发生、演进完善，到推广扩展以及最终被历史认定等等，走过这个全过程，也就需要百年的时间了。
    中国书法的每一次变革，都要经历相当长时间的“磨合期”，这个过程是“弃粗存精”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继承与反叛的过程。清代碑学书法对古代金石碑版书法的汲取，继承了朴茂、沉雄、秀健、雄浑等风格中艺术传统的长处，扬弃了秀巧、薄弱、浮滑等帖学风格之弊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书法风格的创立，大体都要经历一个酝酿、发展和演变的过程，期间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决非短期内就能完成。同时，一种艺术风格的形成除了和时代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外，还离不开前一时期的艺术传统的影响。所以，书法创作不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每一种风格的确立都有其必需的条件。
    个人风格与时代风格的迁延
    谢赫在对绘画品评的原则中提出：“迹有巧拙，艺无古今，谨依远近，随其品第，裁成序引。”（见沈子丞编《历代论画名著汇编》，文物出版社1982年6月版）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迹有巧拙”、“艺无古今”的艺术思辩，强调只有某件作品水平的高低，而不能以时代的远近来判别艺术的高下。现在看来，这种论点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就艺术作品本身而言，有其积极的意义。我们假设艺术的发展是人为的设置，那么在这个设置的大情境当中，如何摆平艺术群体的风格作为时代特征的倾向性，而且这种群体风格又是由个体的、单一的人的艺术风格组成。这种组成群体风格的个人又是不同的，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变化性。在书法艺术风格的发展史上，我们同样无法避免地追问作为艺术风格的变化性和迁延性。
    在这里，书体的演变是构成书法风格变化的前提和动力。当一种书体在一定的时期内发展趋于完美的时，那么，在“完美”书体的 过程中所参与的代表书家个性书法风格标志着成立。从汉隶到章 草，再从章草到“王氏”书风形成与确立，遒美的书体和风格打破魏 晋以前刻板的汉隶，上溯秦汉金石文字。那么“唐人尚法”中“法度” 的确立，是一种理性化的思辩过程，“宋人尚意”的风格实际上是一种“韵致”完美的过程，在创作上是一种感性的，元、明、清不一而足，代表书家自身的风格的完备，是对时代风格的一种体认。同一时代风格中是主流书体的文化底蕴，同时包涵和丰富了书法的风格体系。当一种书法风格（这里讲的是个人书法风格）被人们承认后，那么这种书法就同其他众多或者多个的书法风格一起构成同一时代书法风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于个性因素的迁延与丰富，影响时代风格的变化。它们互为依存，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同时更是互相迁延，共同构成这一时期的时代风格。
    艺术风格从系统论和方法论的角度来讲，带有一种倾向的风格 内涵，主要是一种认识艺术风格过程中的对比与借鉴。艺术风格确切地说是指代表“那个人的时代的”艺术风格，是后来人的一种界定与追认，因此，“时代风格”的创立与确认，需要两代人甚至几代人共同努力才能完成。
    当艺术风格带有了时代气息之后，人们通常把它称之为“时代风格”。显而易见，这种“时代风格”是“人”的力量对象化的产物，是一种继承，同时也是扬弃。继承的是民族的文化遗产中“积极意味”、真实感人那些东西，扬弃的是艺术中不能承载民族文化使命的部分。面对“笔墨当随时代”的论断，我们更多的是对书法艺术中艺术风格的思辩过程进行综合、整理、研究，使得当代书法艺术风格，更 加贴近时代的审美意识，也贴近艺术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