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官府如此禁"男妓":切掉其阳具塞其肛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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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谢肇淛在其所著《五杂俎》中曾下过如此断论：“男色之兴……（因）宋人道学，此风亦少衰止。”既然同性恋者之间的爱情不被宽容，则同性恋者的情欲遂降低为纯粹的低级的生理发泄，造就了营利性男妓的蓬勃兴盛。但是宋朝时整个社会对男色活动是一种抵制态度，就连政*府也介入其中，对男风充斥的现象进行打击，官府更贴出“禁男淫文”之类的公告，用威胁和恐吓的语气宣称要对男妓采取措施，如“宜断其钻刺之根，兼塞其迎送之路”。说白了，就是要把男同性恋者的阳具切掉，再把肛门堵上。　　既然同性恋者之间的爱情不被宽容，则同性恋者的情欲遂降低为纯粹的低级的生理发泄，造就了营利性男妓的蓬勃兴盛。
　　唐人对男风的态度，大抵是不提倡不支持不鼓励。
　　我们在前文说过汉代的宫廷已经出现女同性恋者，到了唐朝，由于国泰民安，宫女越进越多，据《新唐书.宦者上》记载：“开元天宝中，宫嫔大率至四万。”
　　如果按当时人口比例换算，则全中国平均每600名女性中就有一名宫女。可见白居易所谓的“后宫佳丽三千人”之说，并不是诗人的艺术夸张，反而是大大地低估了。
　　中国历史上的各朝代除了清朝规定宫女一旦年满22岁即可出宫，准其择配之外，其他王朝都将宫女禁闭至老死。偶尔的例外无非是久旱不雨，皇帝才大发慈悲，将宫女放出以求得阴阳感应之效。
　　深锁深宫的寂寞愁苦，往往成为文人笔下动人的辞章。元稹的《行宫》中说：“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而白居易的《上阳白发人》一诗则写道：“……莺归燕去长悄然，春往秋来不记年。唯向深宫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
　　可是宫女的性寂寞与性苦闷又岂是诗词可以安抚的？只要一有机会，她们就会逃离这“见不得人的所在”。有一年正月望日，唐中宗和皇后微服出宫，随同出游的一批宫女便“皆淫奔而不返”。
　　但这种机会有如中奖，不可能人人都那么幸运，因此多数宫女只能在默默忍受的同时，寻找其他方面的慰藉，不是和太监结成“对食”或“菜户”，便是用手或工具进行自慰，而最普遍的还是发展成女同性恋者。古人称女同性恋为“磨镜”，并非是将阴*视为镜子，而是女同性恋者亲热时，身体相近似，彼此互为影像，有如镜中之人，相切相磋。或者一人女扮男装，在腰间系一假阳具和对方进行交合。
　　每个文明形态可以说都有从性放纵收紧为性禁锢的过程，而性禁锢到了极限，则道德规范因干预个人私生活空间太多，变成虚伪的教条，沦为摆设。这从世人对男风态度的演变也可管窥一斑。以华夏文明为例，进入宋朝，性禁锢风潮兴起，然而到了明末则出现一次强而有力的反弹。
　　宋代程朱理学的兴起就文化成就而言，可以说把华夏文明推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然而它也带来很多负面的因素，比如“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论调进入公共道德空间，成为法律之外的无形绳索，使得私人空间再无自由可言。因此明代谢肇淛在其所著《五杂俎》中曾下过如此断论：“男色之兴……（因）宋人道学，此风亦少衰止。”
　　既然同性恋者之间的爱情不被宽容，则同性恋者的情欲遂降低为纯粹的低级的生理发泄，造就了营利性男妓的蓬勃兴盛。五代至北宋人陶谷撰著的《清异录》就说：“四方指南海为烟月作坊，以言风俗尚淫，今京所鬻色户将乃万计，至于男子举体自贷，进退怡然，遂成蜂窠，又不只风月作坊也。”
　　随着整个社会对男色活动的自觉抵制，政*府也开始介入其中，对男风充斥的现象进行打击，陈师道写的《萍洲可谈》云：“书传载弥子瑕以色媚世，至今京师与都邑无赖男子，用以图衣食，盖未尝正名禁止。政和间始立法，告捕男子为娼，杖一百，告者赏钱五十贯。”显见从事男色活动是公认的非法行为了。
　　官府更贴出“禁男淫文”之类的公告，用威胁和恐吓的语气宣称要对男妓采取措施，如“宜断其钻刺之根，兼塞其迎送之路”，说白了，就是要把男同性恋者的阳具切掉，再把肛门堵上。
　　不过山高皇帝远，京城法网严密，但其他地区的男色色*情业放纵如旧，以至于周密在《癸辛杂识》感慨地说：“……吴俗此风（指男娼）尤甚。新门外乃其巢穴，皆敷脂粉，盛装饰，善针指，呼谓亦如妇人，比比求合。其为首者号‘师巫’‘行头’，凡官家有不男之讼，呼使验之，败坏风俗，莫此为甚。然未见有举旧条以禁止之者。”
　　相较于宋朝对同性恋者的管制，与之对峙的北方政权则相对宽纵，在某些时期，妃嫔与侍女之间的同性恋关系甚至是公开的。比如《金史.海陵纪》载：“凡诸妃位皆以侍女服男子衣冠，号‘假厮儿’。有胜哥者，阿里虎与之同卧起，如夫妇。”
　　宫中有一位厨娘三娘看不惯阿里虎的作风，向海陵帝告密。不料海陵帝自身就是一荒淫之主，哈哈一笑不以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