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执法者”是执法黑社会化的例证

阿宝

　　宁波街头出现“神秘执法者”：“一辆皮卡车，一辆小货车，外地口音，好几个纹满文身，彪形大汉，不穿制服，不戴标牌，还带了电警棍”，巡街、砸手机、强制收东西，自称是宁波海曙城管“雇来的”。但海曙城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却回应“不存在这种现象”。

　　这是个挺有趣的回答。若“不存在这种现象”，这支黑社会做派的“执法队伍”从何而来、问谁拿钱？有什么理由和资格开着执法的车、干着城管的活儿呢？来自海曙城管局某中队负责人的回答也有意思：“我们发动辖区保洁公司、社区、物业共同参与和管理，加派了人手。”这相当于既承认了事实又否认了事情的性质，官场的语言艺术在此得见一斑。

　　城管打人、暴力执法的消息近年常见于报端，既暴露了基层治理的乱象，也塑造了城管的“公共形象”，客观上让城管群体成为了执法整顿和媒体监督的重点对象。既然处在公共视线之中，再穿着制服暴力执法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了，雇佣临时工因此成了一个上佳的选择，办事时不必顾及执法部门的规则与形象，出事时又有现成的替罪羊，何乐不为？从海曙当地的情况来看，这群满身纹身的彪形大汉未必是城管一家的“临时工”，而是符合多头治理中各家的利益，也有可能是利益共谋的结果。

　　无论他们来自一方还是为多方“负责”，这支没有执法权力却敢拿着电棍巡街的神秘队伍，无疑是基层执法黑社会化的又一例证。正如光明网评论员多次在文章中论及的，基层公权力操纵一些组织充当家丁护院以确保、扩大部门利益、团体利益情况，在各个地方、各个领域中都时有出现。拆迁中动辄上演全武行的拆迁公司即是，拦访中私设黑监狱的保安公司即是，地方基建投资中临时成立的所谓“融资公司”即是，在高速公路上贩卖罚款年票、月票、保护牌的“车队组织”即是，宁波这批持电棍巡街的所谓“神秘执法人员”也是。一旦与掌握公权力的部门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它们就变成了一种“二政府”，能随时组织随时拆解，方便攫取利益也方便推卸责任。

　　即便仅就雇佣执法而言，这种情况也会导致执法权力与责任分离的倾向，让滥用权力与空置责任的现象同时出现。执法者既能据此对付“乱堆乱放、违停、无证摊贩”等治理难题，又能在公众质询中以一句“不存在这种现象”塞责，获得治理成绩而不用承担暴力执法的责任，可称两全其美。此风一长，肯定会助长基层部门规避义务、扩大权力的惯性。

　　不得不说，城管系统承担了很多转型社会中的治理难题，近些年关于城管改革的呼声也不绝于耳，但这些“难”都构不成执法黑社会化的理由。乱停乱放、无证经营不过是城市的皮癣，治愈尚可“徐徐图之”；通过雇佣执法、黑社会化执法来达到治理效果的思路，才是这个社会的肿瘤，极易让法治公平的环境染上癌症。和前者比起来，先治一治后者反倒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