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美学的历史基础

芳草溪流

    美学的概念，简而言之，就是艺术的科学，艺术的理论。它所研究的内容和探索的范畴是:艺术的形式和本质，艺术的标准与特征，艺术的逻辑和属性，艺术创作的规律和方法，艺术形成的流派与风格，艺术和现实的关系，以及审美心理的表现筹等.因此，书法美学，理所当然地是书法艺术的基础理论。它既产生于长期的书法实践，经过不断地总结精练上升为理论;反过来，又指导着书法实践的发展，不断地提高书法艺术的价值与水平。
    正如毛泽东主席一九三六年在《实践论》中所提出的论断:“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个哲学公式，也同样符合书法艺术和书法美学互相促进、互为因果、不断发展的客观规律。
    书法艺术的产生与发展，既是人民大众长期实践的结果，也是历代书法家丰富经验的积累。各种字体的形成和演变，基本上为三个要素所促成1)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某种字体的朴素雏形，一般是先在民间孕育、流传和使用;(2)有些书法大家，对当时已经出现的新字体和书体，竭力进行搜集整理、塑造美化，加以优选定型，(3)还须得到本朝代最高领导层的赞同和允准，或者通过法规手段在全国倡导和推行。这里应当着重指出，历史上有些著名书法大家，对书法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对书法美学的建树和提高，先后作出过特殊的贡献，是不可抹煞的。
    谈到历代书法家，可说是成百上千。然而，书法家这个高雅的美衔，应该讲是个总的称呼，倘若加以区别，姑妄言之，可分为五系，这就是:书法艺术家、书法理论家、书法改革家、书法教育家及书法鉴藏家。下面联系一部分著名书家、书论及书品简述如下:
    (一)书法艺术家。根据唐代《法书要录》、宋代《宣和书谱》、明代《书史会要》、清代《书法正传》《艺舟双揖》《墨林今话》所列，象汉朝时期的史游、崔缓、杜度、张芝、蔡邕.师宜官、曹喜、梁鸽，三国时代的钟殊、胡昭、卫靓、韦诞、皇象，晋代的卫瓘、陆机、索靖、王殉、王羲之、王献之，南北朝的羊欣、薄绍之、谢灵运、王僧虔、陶弘景、郑道昭、萧思话、萧子云，隋代的智永、智果，唐代的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孙过庭、薛稷、李邕、陆柬之、李阳冰、张旭、怀素、颜真卿、柳公权，五代的杨凝式、徐铱，宋代的蔡襄、苏试、黄庭坚、米芾，元明时期的赵子昂、鲜于枢、康里子山、祝允明、文徽明、董其昌，清代的王铎、傅山、郑燮、金农、刘墉、钱炸、邓石如、伊秉缓、何绍基、翁同和、赵之谦、吴昌硕等，都是历代著名的艺术大师。他们在书法艺术道路上，都有程度不同地开拓与创新，都有各自独到的风格和特点。他们不仅留下大批艺术珍品，提供人们长期观摩欣赏，并且作为法度规范的楷模，启迪后人进行临摹和效仿。大量优秀杰作，不但列为国家墨宝，而在世界艺术领域中也占着显著位置。   
    (二》书法理论家。从流传下来的古代书法理论著述来说，
秦汉时期，则有李斯的《用笔法》，萧何的《书势法》，蔡邕的《笔论》、《九势》，崔玻的《草书势》;自晋代以来有成公绥的《隶书体公，卫恒的《四体书势》，索靖的《草书势》，卫铎的《笔阵图》，虞和的《论书表》，王僧虔的《笔意赞》，萧衍的《草书状》，庚肩吾的《书品》，智果的《心成颂》。而到了唐朝，书法理论随着书法艺术的发展而发展，特别著名的是孙过庭的《书讲》，其次是张怀灌的《书议》、《书断》，虞世南的《笔髓论》，欧阳询的《八法诀》、《用笔论》，颜真卿《述张旭笔法十二意》。此后有宋代苏轼、黄庭坚的《论书》，米莆的《书史》《海岳名言》，朱长文的《墨池篇》，欧阳修的《集古录》，姜夔的《续书谱》。到了元明，有郑构的《衍极》，陈绎曾的《翰林要诀》，陶宗仪的《书史会要》，解绍的《书学评说》，董其昌的《画禅室随笔》。清代以来，随着书法的复兴，又促进了理论的再进一步，如览重光的《书筏》，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包世臣的《艺舟双揖》，刘熙载的《书概》，周星莲的《临池管见》，朱和羹的《临池心解》，蒋宝龄的《墨林今话》，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揖》等。
     综上所述，可以说，历代书法理论著作，无论对当时及后代书法实践的总体指导，还是促进书法美学水准的不断提高，都有着重要作用和意义;并且在书法艺术繁荣与书学理论发展的过程中，两者不仅在数量和质量上并驾齐驱，而且是相得益彰不可分割的，它们都是我国书法宝库中同样灿烂的两顺明珠，任何轻视实践或轻视理论的观点，都是不足取的。
    (三)书法改革家。根据历史载述，西周宣王时的太史摘，在总结前人古文字的基础上，进一步创书大篆十五篇，称为“摘文”，现存的石鼓文，系用此种字体书写。衷秦统一六国后，李斯、赵高、胡毋敬贯彻“书同文”方针，竭力推行“小篆”，并分别写成《仓颉篇》、《爱历篇》、《博学篇》作以示范。同时代的程遴，.历经数年心思，主要在草篆的基础上，初创“秦隶”三千字，被准予应时通用。到了汉代，史游和杜度作“急就章”，得到上方赞赏，称为“章草”通行。崔玻和张芝又在章草基础上，灵动幻变，临池苦练，创出“今草”。据传，王次仲善隶书，又始创楷法，即“汉隶”(八分)。继之，刘德升苦心钻研，在楷草中悟出不真不草的书体，相间流行，称作“行书”。魏时的钟舞又创始了“楷书”。及至汉魏，篆隶草行楷五体，已经繁衍齐全。
    上面讲过，各大书体的形成，并非某个朝代的某个人所能独创，而是伴随历次文字演变与改革，经过继承与创新，在漫长道路上逐步定型和完善起来的。至于所列举的创书者，只是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而已。
    从现在见到传世最早的“楷书”，则首推钟繇的《宣示表》、《力命表》、《荐季直表》，钟慈传书于卫拣，卫则留有墨迹《名姬帖》;卫又传书王羲之，王书有《乐毅论》、《东方朔赞》等。王羲之，王献之父子，还把行楷草书书写艺术推到秀雅俊逸、神韵绝俗的艺术高峰。到了隋唐，智永竭力举荐楷书“永”字八法，笔画结体法度化，增强了审美标准，并涌现出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诸大家，立为正体，普及推广。与此同时，在今草体中创出了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狂草”体裁，可谓笔势飞动，姿态奇特，使书法艺术美.达到全篇贯穿，一气天成的境地。
    〔四)书法教育家。这一体系是既重要，又难得。说其“重要”，是因为相对地靠教育家才把书法艺术传授下来，不断发扬光大。对书法美学的传授和继承，与祖国的医学接代颇有相似之处，即一般容易，精到甚难。讲它“难得”，是说在封建时代，高超的技艺每每仅授至亲友，有的只传子女，以防秘诀失控。据说，王羲之少年学书，父亲王旷在枕中藏着一本《笔说》，被他发现拿来读，父亲察觉后问:“怎可偷看我藏的书?”羲之笑而不答，母亲解脱说:“你光看看用笔法吧。”其实父亲怕他不能保密家传，即说:“长大后我传给你。”羲之请求说:“现在就学，大了可就耽误啦!”父亲这才答应。一个月后，书艺果然大进，卫夫人看了和王策说:这孩子准是看到用笔要诀，近来的书法已达到成人水平。并流着泪说:他以后定会淹没我的名声。
    再如钟舞青年时代，发现学友韦诞有本蔡邕笔法论》的书(称勺、角垂芒”之秘)，央求借看一下，而韦诞坚决不肯，气得钟麟连续三天顿足击胸，几乎吐血丧命。韦诞死后，将书一起入棺，钟繇.暗里派人盗墓取书，如获至宝。可是钟繇.死了也将此书陪葬，引起再次盗书，后被宋翼得到，书法水平日增。可见，获得理论指导与没有理论指导的书法，是大不一样的，同时还说明，在古代书法领域里，求知与保守的斗争也是很激烈的。
    尽管如此，历史上还是涌现不少书法教育家。据传，刘德升在抱犊山立馆讲授书法，参加学习的就包括:邯郸淳、孙子荆、关批把、曹操、韦诞、钟繇、胡昭等人，之后多成名家。钟爵也当过书法教师，对外甥宋翼写字“状如算子”大加训斥，迫使发奋学书。唐代李世民，登位后很重视书法，专办书院，称作弘文馆，为帝王将相子弟就学，虞世南、欧阳询都任过教。此外，7世南曾师从智永禅师，褚遂良也拜虞世南为师，陆柬之则向欧阳询、褚遂良求教，得“锥画沙”“印印泥”的诀窍，而张旭又师从陆彦远，颜真卿曾经两度向张旭登门求教，还悟出了个“屋漏痕”的道理。可见，师从者均得大益，甚至青出于蓝。
    (五)书法鉴藏家。所谓鉴藏，包括鉴赏和收藏两重含义。这种专家各个朝代都有，但不多得。尽管这些人多数写不出书法佳品妙作，也没有创出高深理论著述，但对历史名家的珍品相当熟悉，对一幅字画的审美讲得头头是道。个中的缘由是，他们不仅具有匠心慧眼的本领，而且还有渊博的书法知识，他们的“字内”工夫欠缺，写得不够理想，然而“字外”工夫深厚，能够鉴别优劣，如同某些小说评论家，自己写不出作品，可是善于评议人家的。故此，历代皇宫内廷与诸家大臣纳进的名帖，往往邀其评议鉴定一番。而本人也专心搜集，有的家中藏品颇丰。就清代来说，著名者有庞元济、关冕均、罗振玉、高士奇、梁屿、孙承泽等，明代及其以前有吴升、顾复、安岐、张丑、柯九思、吴其贞、王世贞、郁逢庆、项元汁、梁清标等。有些书法大家，如清代杨守敬、包世臣，明代童其昌、詹景凤，元代的赵子昂、鲜于枢，宋代米带、蔡卞等，也都是闻名的鉴藏家。他们为某些书法艺术品的传世作出了一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