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无闻书法与学术研究对当代书法的启示

天高云淡

　　当代书坛过多地强调书法艺术的自律，抬高艺术家型书家，忽略学者型书家，忽视书家学者化、文人化要求，既是文化断裂的表现，也是进一步加剧这种断裂的重要原因之一。文化基础的修复和重建实际上是当代书法进一步发展的必由之路，从这个角度来重新审视徐无闻这样的学者书家，很有必要。应该像徐无闻这样的学者书家那样，将文化修养、文字学研究、古典文学等视为书法艺术创作内在的基本规律和本体结构，不能因为这些因素在中国传统文化整体结构解体后就变得不再重要，成为书法现代转型中的“瘦身”理由，相反，传承传统文化的精髓，不仅有利于书法在新的时代的发展，而且可以成为防止中国文化进一步断裂的有力工具。
　　从学术背景和艺术观念来看，徐无闻属于民国向新时期书法艺术过渡的最后一代，他的教育渊源与传统古典文化一脉相承，承接了从民国到新中国的最重要的书法传统，如沈尹默等人的诸多艺术思想，但沈尹默他们那一代重要的书家大多在六七十年代辞世，未能将其艺术活动延伸到书法热兴起的80年代。徐无闻是新时期中国书法复兴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也是当代书法教育的奠基者之一，这些学者书家(包括年龄更大的沙孟海、陆维钊、启功、林散之等)将中国书法的传统文化基础和训练方式很好地传承了下来，使当代书法与传统之间薪尽火传。
　　称徐无闻是学者书家，不是仅仅从职业身份的角度去理解，更重要的是从学术研究与书法之间的关系角度去理解。通过徐无闻，至少有四个问题值得我们深入地探究：一、地域文化与书法史的关系问题。成都或者更广地说蜀文化对于中国书法史的影响不可忽视，仅20世纪蜀地就有赵熙、颜楷、谢无量、郭沫若、刘孟伉等书法大家，徐无闻堪称“二十世纪四川书法的殿军”。二、现代中国书法的古典文化统绪问题。徐无闻承袭了清代中期以来的小学、金石学治学传统，尤其是在金石学、古文字学、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深厚功底和广泛研究，为其大小篆、隶书等提供了深厚的学养和文人气息，使其古文字书法创作呈现出典雅、清穆而优美的格调，与时下缺乏文化修养的“民间书法”取向截然不同。三、碑帖之争在20世纪书法中的延伸与演变。徐无闻承继了沈尹默所倡导的帖学传统，对“二王”特别是唐楷笔法的深入研究，为其楷书和行书增添了俊逸、劲爽、挺拔的书卷气。在思想观念上他反对尊碑抑帖，倡导碑帖融合。四、学院化与现代教学模式对20世纪书法的影响。徐无闻是当代书法学院传统的重要奠基者和创始人之一，创办了西部最早的书法硕士专业。多年的大学任教，特别是书法教育，使徐无闻不同于一般的学者书家，而是对技法有着更加自觉而深入、透析的理解，逐步也形成了重视文化基础、学术研究与艺术创作相结合的西南师大书法教育传统。
　　以古文字研究与书法的关系为例。徐无闻在篆书方面之所以“卓然当世，并驾清人”，与其多年的古文字研究密不可分。诚如桂馥所说：“作隶不明篆体，则不能知变通之意；不多见碑版，则不能知其增减假借之意；隶之初变乎篆也，继而一变再变，若耳孙之于鼻祖矣。”(《晚学集?说隶》)古文字学的研究风气对书法篆刻史的影响非常明显，徐无闻指出，南北朝以来能篆书和通小学者甚少，所以唐宋私印形体讹谬、篆法笨拙者甚多。“明人作印往往不明文字学，字形伪者甚多。清人便少此弊。篆刻亦一代学风之影响。”因此，徐无闻多次强调，不通古文字学，不仅无法搞清汉字的演变规律，对历史产生误解，而且不可能理解篆隶书法的内在精神和笔法、审美变迁的本质。徐无闻主持《汉语大字典》的古文字字形工作，这既是对古文字演变史的一次全面整理，也是对书法史研究的一个重大贡献。反复临摹、手抄、校订、整理各种古代碑版文字，主编《殷墟甲骨书法选》、《甲金篆隶大字典》等，这些深入细致的学术工作，使得徐无闻对古文字书法理解的深度是当今那些流行书家根本不可比拟的。
　　在研究方法上，徐无闻主要运用考据(文字内容、题跋、印鉴、出土文献、著录等)与具体的艺术分析相结合，体现出他在文字学和书法研究上的双重优势。徐无闻指出，碑帖大多同时具有历史文献价值和书法艺术价值，而从宋到清乾嘉年间，研究碑刻者大都以学术考证为主，用以羽翼经史，对书法艺术只是附带简略品评；而研究法帖者，虽重在书法，但又偏于考辨真伪和记述源流，对书法艺术关注不够。乾嘉到民国时期的古文字学家大多同时也是优秀的书法家，徐无闻无疑属于这个传统。但到了当代，许多古文字学家、文献学家又逐渐与书法创作分离，在书法艺术方面的涵养相对欠缺，或者说比较忽略从书法艺术的角度去观照古文字；而一般书家也仅仅是借用古文字方面的工具书和碑拓选本进行学习和创作，往往对文字、碑版的历史背景和文献意义缺乏深入研究。因此，与当代一般的书家相比，徐无闻具有文字学家、文献学家的知识和修养，能够准确地判断取法对象的独特价值，从文字的历史背景和演化规律中体会出更多的书写原理和古典气息。而与一般的文字学家相比，他更具有书法家的审美判断和艺术感觉优势，善于从字形的演变中发现问题和意义。文字的演变规律不仅仅与实用、政治等因素相关，其实也与先民的审美趣味、创造意识等相关，文字的发展与书法艺术本来就是一体的。因此，徐无闻与一般的古文字学家明显的不同表现在他对字形的艺术性更加重视，善于发现文字背后的审美精神及其在演变过程中的细微变化，这在《秦峄山刻石、泰山刻石考辨》、《小篆为战国文字说》等论文中都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书法篆刻创作必须建立在对古文字演变规律深刻、准确理解的基础之上，这种观念对当下一些书家随意变形、解构汉字的创作风气有一定的解毒作用。在取法和创作观念上，研究古文字的学者书家和今天某些职业或艺术家书法家存在着明显的差别。相对而言，研究古文字的学者书家更强调字形的准确、笔法的精到，力求不误读古人，尽力接近古代碑版，这是他们作为学者的审慎和谨严。因为文字的准确性，符合汉字造型和演变的规律是他们认为首先必须遵循的原则。尤其是吉金文字、大小篆等大多铸刻于金石重器，或用于祭礼，或勒于名山以颂功德，规范、庄重、雅正是其本色，随意为之则失于轻浮，难以得其古风。所以，写错字，自由地夸张、变形等所谓的“艺术化”处理，往往为深谙文字学的书家所不取。但这在将文字视为造型对象的艺术家书家看来，恐怕只是在“写字”而已，因为这种写法缺乏书写者的“主体精神”，在泥古与拟古的过程中，艺术家的自我表现和自由精神难以彰显。艺术家书家写古文字更追求“自由与创新”，字形本身的准确性和对错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文字始终只是自我性情与趣味的载体而已。而且他们更乐于取法那些本来就不规范的“民间书法”，与严整、规范乃至单调的官样文字和文化精英的写法相比，民间书法的自由、朴野、意趣和鲜活感，更符合当代审美追求中的“陌生化”和以奇制胜心理。当然，更为实际的是，像徐无闻那样，将篆书写得严谨而又艺术，需要的不是一年两年的功夫，几十年的技法锤炼和知识积累也未必能够达到，这与当下这个追求短平快的功利化时代显然不合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