荡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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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曾说“吏不恤民，驱民为盗”。  
        明代自从正德年间在广东、福建、江西等交界地开采银矿以来，地方豪强蜂拥而至，各霸一方，谋取暴利。朝廷见开矿利润丰厚，就开始增收矿税，有时候还查封矿井。投资采矿不仅无法获利，连矿工的工钱都发不出来，于是很多矿工被逼揭竿而起，四处游荡，劫掠无辜百姓。这些地方变得混乱不堪，暗无天日，又因山高路险，地界不明，连官府也难以插手控制，这三地交界的山区逐渐形成以各路土匪、豪强割据一方称霸的“三不管”地带。到了嘉靖年间，朝庭实行海禁，断绝了沿海民众的生计，为了谋生，很多人加入土匪，甚至与海上倭寇相互勾结作乱，海边走私，抢劫，杀人越货，与官府对抗事件此起彼伏。他们与“三不管”地带土匪自然连接一气，海上倭寇势力也得以趁机渗入内陆，倭匪沆瀣一气，攻城掠地，荼毒生灵，使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尤其是广东惠州一带为害最为惨烈。
　     以惠州为中心的周围地带，大大小小分布有数十个匪群，东至兴宁、长乐、程乡、揭阳，北至河源、龙川，西至博罗，南至归善、海丰以及东莞。这些匪群逐渐扩展，势力强大，公然敢与官府对抗、挖人坟墓，劫掠钱财，强行霸占他人田土，淫人妻女，烧屋毁地，无恶不作。其中有伍端，诨号“花腰蜂”为首的土匪声名最著，凶悍暴虐，作恶最多，手下约有数千人之多，多数是由矿工揭竿为匪。
　　嘉靖三十八年，又有张琏邀约广东梅州的林朝晞、大埔的萧晚、罗袍、杨舜，小靖的张公佑、赖赐，白兔李东津等土匪部众，约有十万人之多，他们歃血为盟，经常联合从潮州等地进入的海上倭寇作乱。嘉靖三十九年五月，张琏在饶平的柏嵩关称帝，国号“飞龙”，改元“造历”，张琏自号“飞龙人主”，手下数人各据一地为王，自设官府衙门，开科署官，以乌石埔筑皇城为大本营，把张巷田建成“朱城黄屋”为宫殿，其周围依山环列建筑数百个小寨，并在平和、饶平和大埔等三县一带开荒种粮，以充军饷。他们的势力范围主要在兴宁、长乐、南靖等地。因为制度比较合理，依附他们的人越来越多。
        嘉靖三十九年十一月惠州土匪伍端、叶景青、赖時清等纷纷仿效张琏自立为王。张琏、伍端等土匪更加疯狂的攻城掠府，随意抢劫杀戮黎民百姓，搞得社会混乱不堪，民不聊生。当地百姓常常处在惊恐之中，他们日夜期盼朝庭派兵剿匪。
        土匪人数众多，势力强大，而明朝官兵人数弱少，势力不敌，两广都御史郑某和剿匪总兵商议：“山贼窃发，或因事激变，或衣食所逼，论罪不可胜诛，原情亦有可恕。若一概穷兵，恐伤和气，令行招抚，以安反侧。”改剿为抚，各地方官府也都同样因为势力弱小，对土匪采用的策略也无一不是“有司缩肭，主抚而已”的招抚政策。这些土匪如同添加了一把保护伞，即使万一被围困或者被打败，只需要假意受降，就摇身一变，成为正式官兵，他们可以安心的吃着皇粮，与官府混成一片，照样的可以鱼肉盘剥百姓。百姓更加苦不堪言，甚至无处申诉，土匪反而气焰高涨，更加变本加利的张狂，民心更加惶恐慌乱，倭匪之乱不但没有被平定，为害反而更加炽烈。
         嘉靖四十年，张琏的“飞龙帝国”势力发展迅速，已经羽翼丰满，他亲自率领飞龙军分兵三路出击闽、粤、赣和浙等四省，先后攻陷城池数十处，飞龙军由十万人陡然之间扩展至二十万人之多，威震闽粤赣三省。此事震憾朝廷，对于大明帝国来说，这个由土匪横空出世，演变出来的“飞龙帝国”威胁最大，让本来安乐享受的嘉靖皇帝突然变得有些寝食不安。
        同年十月，广东惠州和潮州的其他土匪及海上倭寇也不甘落后，乘机同时联合作乱，匪首黄启荐率领数万土匪，沿途洗劫海丰、碣石、归善等地，攻破甲子门巡捡司，杀死朝庭官员百户长魏祚。如此对抗朝庭的暴行，懦弱的朝庭还是下诏采用招抚“抚按官督兵扑剿，其胁从人等随宜招抚。”的策略。
        倭匪见官府懦弱无能，更加猖狂，变本加利，接连毁城掠地、杀官兵、劫库狱、攻巡捡，并且四处绑架勒索，百姓叫苦连天。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这样描述土匪，这种丧心病狂的绑架行为：“凡山海之盗，皆以捉人为先，勒金取赎，打票为约期；期过则拷掠、烧钳，备行惨毒。或投之豕圈马阑，或尽屠而干其肉。”广东被残暴的倭匪搞得暗无天日，朝庭却对这种情况却毫无良策，张居正不由得哀叹：“朝中已无广东矣！”
         嘉靖四十一年，张琏可以控制的地方已经扩展到了粤东、闽西等区域，比起那些散漫自由，仅为蝇头小利的倭匪来说，张琏这个野心勃勃，纪律严明，组织似模似样的“飞龙帝国”借混乱之势迅速扩展，兼并，壮大，俨然是个“国中之国”。
        时值严蒿执政，官兵涣散懦弱，朝廷对土匪多次进行征剿，最后的结果都是以招抚为主，非但不能根绝，土匪反而增添了保障，有恃无恐，更加疯狂作恶，社会不但没有得到安宁，反而越抚越乱，当地黎民百姓痛不欲生。
　　这一年，次辅徐阶终于借机扳倒严蒿，升任首辅执政，朝庭风气为之大振，不再显示懦弱，开始整顿吏治和兵治，力图扭转这种糟乱的局面，不仅对腐烂的政治进行翻天覆地的改变，同时对官员重新进行了很多调整，在朝中任工部郎中的方逢时被突然任命为广东兵备副使，负责广东兵力，配合福建，江西兵力，对为害最烈的广东一带的倭匪进行打击。不久后，为了可以更加方便集中打击倭匪，朝庭批准南赣都御史陆稳的请求，在惠州成立了抗击倭匪的指挥中心-申威道，方逢時被为委任为申威道副使，负责全线联络，指挥抗击倭匪。
         当时倭匪非常猖獗，仅在潮州的海上倭寇就有二万人之多。地方上，不仅仅是声势浩大的“飞龙帝国”。惠州、潮州的伍端、温七、叶茂、蓝松三等土匪也常常乘官府不备，偷偷出来打游击，残害鱼肉百娃。他们屡抚屡叛，也时合时分，互相之间关系十分复杂。   
　　　嘉靖四十二年正月，在潮州的海上倭寇万余人进犯惠州、潮州两府的黄岗、大澳等地，登陆上岸大肆劫掠，来势凶猛，不久就已经入侵到金锡都。与伍端有矛盾的同党徐某乘机率领三百人投靠倭寇，对倭寇说：“地方穷矣！汝虽掠，无所得。此有花贼者甚富，汝若攻之，子女金帛惟汝之有。”引诱倭寇攻击伍端，伍端知道后，非常害怕，他担心明朝官兵与倭寇同时攻击他。于是“遂以美女二人，马十匹，银二百两送给倭寇以结好，相约合兵。”
        同年二月，方逢时到任惠州申威道副使的第三日，山中土匪出来进攻塗村，杀死劫掠六七百人，随后又在刻字陂、朱佛岭，平山驿等地流窜作恶，当地官员竞然没有能力对付。方逢时见贼匪势力强大，无法无天，决定谋略从根底上彻底剿灭土匪。
          同年夏，作好了充分准备和布置的明朝官兵，由都御史张皋亲自指挥广东总兵刘显、南赣总兵俞大猷等抗倭实力战将，分兵六路，集中精兵二十万人围剿张琏，张琏的“飞龙帝国”被迅速击败，溃逃到海上为寇。据说，张琏后来又散聚海外，夺占三佛齐岛（今苏门答腊），自立为国王，占有旧港、柔佛、马六甲等地，垦殖为渔，称番舶长，漳州人和泉州人及海外华裔移民均依附他。
        方逢时在张皋击败张琏后，认为应该趁此机会顺便剿灭有着同样危害的伍端、温七等地方土匪。张臬正有此意，说：“此余志也。”于是率领部众回到惠州，立刻对伍端、温七进行围剿。
　    参将谢敕的部队作为中军部队，从西江进入壁明溪待命，参将梁高、指挥王诏兵从平政直接进入大安峝剿匪，照磨曾尚仁率领乡兵守候在牛牯迳。准备将伍端包围剿灭，可是狡猾的伍端，利用熟悉地形和密探的帮助，居然反向穿过牛牯迳，突围了包围圈，随后偷偷袭击了守在牛牯迳的，由乡兵组成的，最没有战斗力的曾尚仁部队。紧接着，他们胆大包天的打着曾尚仁部队的旗号来到中军谢敕的部队，中军部队错误的以为是曾尚仁的乡兵，没有防备。当伍端的人马接近时，谢敕的中军被打了个措手及，损失惨重。连参将谢敕自己也被石头击中头部受了重伤，幸免一死。另一路指挥吴学颜、阎常，经历郭文通等率领部队围剿温七，发现温七早就已经在碗窑和伍端会合，官兵不但无功，反而损兵折将。看似散漫，无组织的伍端和温七利用熟悉地形的有利优势，擅长穿插灵活的游击战术，让明朝官兵无法准确捕捉他们的行踪和动向，竞然比张琏难对付得多。张臬大怒，传令江西、福建，合兵继续征剿。
　　方逢时看到伍端、温七部队如同山中游蛇，神出鬼没，比张琏要狡猾得多，方逢时也在此时从密探口中得知伍端、温七被海上倭寇逼迫准备联合作乱的消息，他认为：“山贼不足忧，所患者倭也。”，于是他决定设法先稳定土匪，把地方土匪势力根除，使流动的海上倭寇无地方接应立足之地，同时为了防备倭匪相互联合，必须使用离间计，将海上倭寇和土匪分离，实施各个击破，才可以真正有效的打击倭匪。
          他决定将伍端、温七等围困在山中，不让他们有机会与海上倭寇联合。他挑选十三支千户精锐官兵，分布在土匪与各乡交通的必经路线，搜寻和土匪有关系的人，断绝土匪获得信息和救济的途径。不久就抓到冯裁缝等数人，张姓者四五人，并且截获弓矢、马货、布帛等物资。没几天，土匪的供给路线就被彻底断绝了。伍端、温七顿时惊慌失措，他们知道官府这次是来真的了。于是，将人马集中起来，不再出门作乱，并且派人到官府，请求招安归顺。
         本来当时明朝各地兵力严重不足，潮州的倭患也是非常严重。方逢时决定将计就计，利用伍端的人马去抗倭，一来使倭匪互相敌对，从此后不再联合，二来消耗他们的兵力，以便最后可以轻易制服他们。方逢时计划好了之后对伍端、温七下文书：“汝既向化，余复何疑？大兵为倭而来，汝若效顺，可以精锐从征，立功自赎。”要求他们归顺后，必须抗倭黩罪，伍端、温七二匪表面上满口承诺，实际另有它图。
         方逢时见伍端、温七仍在犹豫考虑，意志摇摆不定，决定利用伍端与投降海上倭寇徐某有隙的情况，投其所好，又对伍端下文书说：“汝党有徐某者，往倭中诱倭攻，汝知之乎？汝既为我用，我示汝知，汝其善为备。”伍端得到文书，大喜过望：“非公抚我，何以得此？”声言要杀徐某报仇。与此同时，方逢时也在马不停蹄的对海上倭寇施展离间计，使海上倭寇不再与伍端、温七联手。所以，他故意写了三封文书，分别写给海道刘存德，廵道徐甫，知府张冕。文书中假装说：“伍端已经被朝廷招抚，愿意出兵三千与明朝官兵一起抗倭，先前送给倭寇的美女、金银、马匹等是用来蒙蔽倭寇，为了博取倭寇信任的行为。徐某已经假装投降到倭寇，探查倭寇情况，到时候内应外合，以便有利打击倭寇。同时令三道准备好部队，准备见机行事。”文书写好后，委托海丰叶丞故意在送文书的途中，让倭寇获得。叶丞将此三封文书和其它文书数件，用黄袱包裹，派二个壮丁送信。他们经过倭寇营地所在的金锡都时，故意被倭寇看见，倭寇立刻追赶，二个壮丁故意装作被吓得惊慌失措，在慌乱中把包裹被倭寇抢去。倭寇打开包袱，见到公文，非常高兴，他们被文书中的消息迷惑，将徐某等三百人当即处死。因为害怕官匪联合进攻，倭寇不敢久留金锡都，连夜逃回潮州境内的角江，远去惠州三百余里。方逢时仅凭三封文书，就轻易将倭寇万余人吓得亡命奔逃三百里，可以与三国诸葛亮在城楼雅兴大发，携二童子，焚炉弹琴，轻飘飘的阻退曹魏司马懿的“空城计”媲美，被称之为“相机行事”的典范。
          伍端、温七其实还暗中偷偷的派遣密探来到福建长乐，紧急请求叶茂前来救援。叶茂部众慌忙从长乐赶来增援，行至角江时，事有凑巧，在路上恰好正面遇到惊慌逃窜的倭寇。当时天色已黑，都误以为对方是明相官兵，乘夜相互厮杀，双方两败俱伤，损失惨重。叶茂只有返回长乐，行至横陂的时候，为了弥补损失，疯狂劫掠通衢及长乐城外，沿途杀死杀伤许多无辜百姓，血流成河，非常凄惨。
         方逢时非常愤怒，决定亲自前往长乐处理叶茂事宜，他首先派经历郭文通带兵在城外斩杀叶茂部下七十余人，然后率兵围困在横陂的叶茂，叶茂被逼求降，方逢时也将计就计的安抚了叶茂，准备把他和伍端的人马都用来以匪抗倭。
          伍端、温七见救兵或逃或降，惊慌失措，获救的所有希望顿时熄灭，知道大势已去，只能乖乖的真正请求招抚，方逢时知道邀请叶茂救援的人是温七，他决定利用此事，分解伍端、温七的势力，他不失时机的提出了：“与我温七，即汝抚。”的苛刻条件，伍端被兵围深山，没有出路，只能接受招抚条件。次日，伍端被迫将温七和他的几个心腹一齐交出，方逢时将温七及心腹，和被捕获的对他们进行交通接济的五个密探一同处决。伍端部众约有万余，方逢时从中挑选精锐人员二千人充入俞大猷队伍，听俞大猷差遣，督促他们前往潮州围剿倭宼。如方逢时所说：“伍端用之为兵，一则以贼攻贼，兵法所贵。一则惠潮地方，可无流毒之患。”可谓是：一箭双雕，两全其美之妙计。
         嘉靖四十三年五月七日，海上倭寇万余人侵犯潮州、惠州，方逢时紧急调总兵俞大猷率领官兵三万，参将王诏、门崇文、阳克宽等三人分别率领三万官兵，总共六万人由惠州至海丰抗倭，福建方面则有戚继光部队把守，配合作战。方逢时将已经招抚其他土匪编入官兵队伍，和伍端一起同时以匪抗倭。曾经被倭寇逼迫的伍端率领五百精锐为前锋，带着复仇的火苗，他格外卖力，所向披靡，打击倭寇。此次先战于水神山沟，又战于海丰大德港，连战连捷，倭寇大败，被擒斩三千八百余人，其它倭寇奔溃下海，覆溺殆尽。为了防止伍端、叶茂等土匪以后又乘机作乱，危害地方，在倭寇被歼灭后，守备王诏以立功受奖为理由，引诱伍端前来，王诏暗设伏兵捉拿伍端，将伍端处决，然后昭告所有曾经遭受其苦的地方百姓，百姓喜极而涕，大声叫好。
        七月中旬，方逢时返回惠州，命令叶茂带三千人为先锋，经历郭文通带兵一千人在巢保镇会合等待抗倭指令，十九曰，方逢时密令参将王诏带领三万官兵围攻叶茂，斩杀一千五百余人，叶茂慌忙带领残部数千人逃跑到山中老巢。方逢时将叶茂出入的七处山路两边大树砍倒，堵截封路，将叶茂围困在山上，同时派密探进山，打入土匪窝，绕乱叶茂的军心，二十九曰，叶茂军中一名过去曾在官府做过差役的人，在密探的带领下，偷偷下山会见方逢时，方逢时发给他“免死牌”，让回到军中策发，不久，叶茂就被部下捉拿交出，叶茂之乱从此彻底平息。
       海上倭寇经过这些战争，不但损失大半，元气大伤，张琏、伍端、叶茂等主要土匪也被彻底歼灭。而且海上倭寇和陆上土匪，因为方逢时的离间计之后，相互间小心提防或彻底崩裂，倭匪由明目张胆的公开为非作歹，转入地下偷偷作乱，倭匪之患从此以后不再那么明目张胆的猖狂。此后，朝庭官兵对残余倭匪的剿灭就比较得心应手，倭匪之患也不再是朝庭首要关注的重心。
         立了大功的方逢时因此被派往了北方，担当责任更加重大的重任，去对付所向无敌，随时覆灭明朝的蒙古俺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