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兴不须吟——关于《序跋集》的序

红蜻蜓

    于铸梁先生把我数十年来给一些作者写的序与跋汇成一个集子，这件事看似并不会花费多少精力，其实真做起来，还是有一定的难度。主要是由于本人历经多次搬家，特别是去年春节前从学前街旧居搬到朗诗未来之家新屋，只是把书斋的数千册文、史、哲、艺术类书籍带到了新屋，文友赠我的数千册各类样书和许多其他书籍，留在老宅还没来得及拿过来，因老宅租了出去，一间书房被我封掉了，因而不少样书一时无法随时去取来，由于样书不在手头上，仅凭电脑中的一些原始底稿作依据，无法在备注中标出每一本书是在哪一年哪一个出版社出版的。于铸梁先生一再想让这个集子问世,本来想过些日子再出，无奈我供职的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把这本我报上去的书号很快就批下来，至今已有近一年时间了，于是我在断断续续中把这个集子基本编了出来。天有不测风去，人有祸福旦夕，不料今年以来身体一直不是很好，头痛得厉害，整天嗜睡。妻一直催我去医院检查一下，由于刚接手《中国文化报》副刊大运河文化栏目，比较忙，想把接手后的第一张报纸出了后再去医院，可就在3月初我病倒了，妻与妹妹、妹夫把我送进二院时，我已什么都不清楚了。等我有了意识，发现自己在病床上，已动过了脑手术，我得的是脑硬膜慢性血肿，进医院时脑血块已破裂，血水把中枢神经已压迫得歪到一边去了，医生说再不来医院这条命就没了。脑子没小病，万幸的是脑硬膜慢性血肿是脑病中最轻的一种，由撞击等因素造成，一般情况下可自行吸收，也可保守治疗，只是由于我平时不注意休意，又天天喝烈性的酒，加之未能及时检查拖了下来，终于酿成大疾，好在这个病是硬毛病，一般不会留下后遗，这已是上上大吉，不幸中的万幸了。出院后不久，我除了应付了数万字的稿约外，最急着要做的事，便是把已整理得七七八八的这个集子尽快完稿。
    在这个集子里，于铸梁先生一共搜集了我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写的序（包括代序）与跋（包括后记）计72篇（包括这本集子的序言和后记），附录了柯蓝、郭风、林非等10位名家给我的部分作品集作的序与后记计10篇。加上于铸梁先生为该书写的前言，总共83篇，版面字数近30万。仔细读过这些文字，仿佛这些文字就像我的人生之路，曲曲折折又曲径通幽。在这条文字之路上我走了近一辈子，不管我走到哪里，也不管我下放、入伍、进机关、读书、做教师，还是去了报社、杂志社、出版社，我都没有停止过我手中的笔，没有离开过我爱着的也纠结着的文学创作。我自己也不知道写了多少文字，在多少大大小小的刊物发过了多少篇文稿，得了多少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奖项，好在须眉一点我还清楚，那便是书架上收藏着我出过的20多本厚厚薄薄的文学集子，还有一部由于年近8旬的铸梁先生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给我编著了一部长达800多页60多万字的评论集，文稿中收录了全国100多位著名作家发表在各类报刊上评论我作品的论文，这部由谦复国学书馆出版的全精装本论文集，也许是对我的文学创作画上了一个句号。
    水木年华有一句歌词写得好：青春像一扇打开的门，走出去就再也回不去了，追逐的珍爱握紧的幸福，短暂得像落花。回想在天不怕地不怕的“文革”中，自己66届初中毕业后，我作为黑九类的子女，和一群十七八岁的青少年同学不顾家长的反对，到苏北的东台插队落户的那些往事，就好像还在眼前，在苏北农村我们朴素、粗砺的生活本质便暴露无遗，摩罗在《上帝的背景》一文中指出：“一切丑恶和黑暗都是从人性内部生长出来的，它们本来就是我们共同的人性苦难的一部分。一个人爱世界、爱人类、爱人，就意味着必定会对人类精神内部的黑暗投之以广博的悲悯、施之以温暖的抚慰。”特别是在那样困苦的生活条件下，一个人在青春时期原生态的写作梦想就会变得非常强盛，对人性中那些浑浊而下沉的部分非常敏感，穷尽世间人事的失缺失德失真，不依不饶力图把那些丑陋的一面惟妙惟肖揭示出来。那时只知道整天写啊写，特别是进入写作状态时，便寝食不安，状态非人，那怕浪费一点点时间也很心痛，由于我自身的欲望、窥探人性的欲望，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我想我既然选择了她，就偷懒不得，懈怠不得，诈伪不得，迎合不得，唯一条道路走到黑，。于是一篇篇诗歌、小说、散文、散文诗、报告文学、童话、儿童文学、文艺评论等等写了出来，于是从邮筒里一篇篇发出去，不久又一篇篇退回来 ，久而久之退回来的稿可以用麻袋装了。不过渐渐地也有刊物发我的东西了，久而久之发我文稿的报刊越来越多了，之后就有稿约了，这后约稿越来越多了。记得“六四”前，北京的大刊物《小说》杂志还派出了编辑来取稿，之后中国工人出版社也来人约书稿了，之后一发而不可收，几乎当时的纯文学作品大多发过我的文稿，再后来连约稿也穷于应付了，以至于现在发表的文章己乎全是应约之稿，现在终于明白写作不仅仅是书房内的事情……怀着忐忑的心情，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我并不属于声誉日隆的那一类作家，只是在文学这一片特别阔大的远方不断努力地去走近她，那来自社会底层的贫瘠、悲悯、圆通、抚慰、谦卑、欲望，那么羸弱又那么宽阔，使我的思想无法摆脱关于它们的思考，但是我无能为力去改变一些事实，只是通我自己的表达方式触摸了整个社会一根被忽略了的神经。我十分清楚我的这种对自然和人性坚守的力量太弱小了，只能是一种勇敢的自我救赎。但我还是希望我笔下的文字能够本真地健康着、鲜活着，并且长寿一些。
    几十年弹指一挥间，一晃已经人在黄昏，而和我一起下放的同班同学，有近10位早已埋入黄土，大多三十上几、四十几岁就早早结束了一生。其实我们的内心和外部，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远远不如我们想像中那么平和、开阔、清晰。有批评家问江苏著名作家毕飞宇创作的母体是什么？他说只有两个字，疼痛。也许我这个人对这个过敏，也许我这种判断天生就是正确的，当他抓住母题的时候就不愿意放弃它，他愿意在作品中，不管什么样的题材、年龄、性别，他都愿意一遍又一遍的写。到现在为止，毕飞宇只觉得自己只是写了一个故事，只是在不同题目下写了同一个东西，他说他的创作欲望是从血管中一点点长出来的。高晓声在临终前给世人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苦啊”，这二个字就像钉子一样植入了我的灵魂。我的文字里也会有意无意地诠释着这二个字的终级意义。尽管我现在还有许多桀骜不驯的地方和行为，可我很久很久已没有了那种会莫明其妙发发火的脾气，我知道我在慢慢地变老了。
    德国哲学家鲁道夫•奥伊肯也强调生活不可能不具有意义与价值，但这种意义与价值不应当如过去一样是外部的，是与个体、与具体的生活世界对立的，而应该是和谐的、从内部建构和统一的：“生活不可能从外在于它自身的任何存在形式获得确定性或可靠性。它永远不可能人外部获得这些，而必须从它自身内部去寻求。”“返回个人生活的自我直接性时我们不仅实现了形式上的态度改变，而且触及了实在的一个深刻源泉，从而在某些本质的方面改变了我们关于世界的总的构想。”俄国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契诃夫用十分风趣的语言对生活作了如此表达：“上帝造犬，总是要叫的，大狗要吠，小狗也要吠。那就叫吧，用各种不同的声音。”生活着是美好的，这次大病之后，给我最大的收获莫过于此。我迫不及待写下以上感悟，首先要感谢我的忘年交于铸梁先生对我的厚爱，同时也要感谢那些在我病中给于我极大关爱的人，我最想表达的是我女儿的百岁外婆临终时对我夫人说的那句：“谢谢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