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救下了林则徐？

夜玫瑰

       王鼎力挺林则徐“禁烟”
       清代道光中期，鸦片潮水般地涌进了中国本土，严重危害着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殖民侵略的加剧，中国历史开始由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
       道光十八年，针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非法的鸦片贸易，身为朝廷重臣的陕西蒲城人王鼎坚决主张严禁。是年底，林则徐入京觐见，受命钦差，赴广州查办鸦片。临行前夕，林则徐在王鼎处参加宴会，这是林则徐出京所参加的唯一饯行便宴。一方面反映了林则徐对王鼎的敬慕，另一方面表现了王鼎对林则徐此行所寄予的信任和希望，表明了王鼎坚决支持禁烟运动的严正立场。正因如此，两位活动于政坛而不甘与世沉浮的政治家，以共同的辅政济世的君子之谊，进一步升华为爱国志士的莫逆之交。王鼎在禁烟问题上的立场，是他一生迈出的最大的一步，从而，将他个人的命运同整个时代、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地关联在一起。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战争初期，王鼎于朝内力排以首席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穆彰阿为首的投降派干扰，支持道光帝、林则徐等对外抗战，使这场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在艰难曲折之中进行。鸦片战争对于中国方面是一场抵抗侵略的战争。但是，在腐朽的清廷统治之下，战争一开始，抵抗派和投降派就在朝内展开了激烈地争斗。王鼎是抵抗派在朝内的代表，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直接影响道光帝，支持在前线作战的林则徐、邓廷桢等，牵制投降派的活动。
       战事初起，广东战场在林则徐的指挥下，“俱系全胜”，道光帝亦倾向于主战，这样暂时弥补了抵抗派在朝内力量的不足，处于上峰。自奕山取代林则徐后，前线不断失利，道光帝遂迁怒于抵抗派；随之，抵抗的决心也动摇了。这时主战派虽然失去了原有的优势，但两派的地位、影响仍在变化之中，双方的斗争一时还处在相持状态，双方此时都在千方百计寻找机会，打击和削弱对方的实力。斗争的焦点是前线和沿海省分封疆大吏的人事配置问题，实质上就是争夺这场战争的领导权。对抵抗派来说，关键是要保持林则徐、邓廷桢等著名抵抗派首领在前线领导作战的指挥权。1840年9月，林则徐、邓廷桢虽以“办理不善”被革职，王鼎上前“力保数人”。同时，地方和朝内的抵抗派也纷纷上疏保荐，道光帝鉴于战争热态严重，命林则徐以四品卿衔，留前线参赞军务。至1841年6月，抵抗派保护林则徐的目的基本达到了。
       另一方面，在朝内以王鼎为首的抵抗派，于1841年2月借琦善擅割香港被弹劾之机，向投降派发动反攻。道光帝碍于朝野舆论，将琦善革职锁拿进京，王鼎以军机大臣、大学士兼管刑部的身份，奉旨会审琦善。他向道光帝上奏：“不杀琦善，无以对天下”，同时，将参与此案的卖国分子鲍鹏等一并缉拿进京下狱。沉重地打击了投降派，有力地牵制了投降派的卖国活动。虽然林则徐仍留前线，琦善锁拿押京，并不能挽回腐朽的清帝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失败。但王鼎身为宰辅，在朝廷牵制投降派卖国活动，支持抵抗派在前线作战，起着重要的抗衡作用，这是不应低估的。
       1841年5月，战局进一步恶化。虽然奕山与英国侵略军头子义律签定了《广州和约》，英国侵略者并未满足。英首相下令扩大对华战争，声称“如果中国没有无条件地依允英国所提出的一切要求，就不停止军事行动”。可悲的道光帝却满以为《广州和约》签后，大局将定，一面裁撤内地调往前线的官兵，另一方面，为和谈扫清障碍，于1841年6月，将林则徐“革去四品卿衔，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林则徐是抵抗派在前线的核心人物，他被贬戍，影响很大。同时，英国意欲扩大战争势状，投降派逐步获得了前线的领导权，使形势愈加危机。此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来保林则徐，是关系到抵抗派和战争全局的当务之急。但在大战前的寂静中，道光帝只求苟安，要按照先前的保荐方法使林则徐免戍已是不可能的。尽避如此，王鼎仍作了最大努力。王鼎和协揆汤金钊一起为林则徐与投降派展开去就之争，然而“卒为忌者所持，不能得”，正值此时，黄河在祥符（开封）决口，王鼎借此机会，以林则徐熟悉河工为由，上奏荐林则徐襄办河工。道光帝准奏。王鼎将林则徐留于中原，一方面为稳定前线人心，另一方面使林则徐有机会另行重用。王鼎此番心计，获得了成功。
       力邀林则徐治理黄河水患
       这次水灾的严重程度前所未有，淹没了归德（今河南商丘）、陈州（今河南淮阳），亳（今安徽亳县），颍（今安徽阜阳）一带的5府23州县土地。洪水汇入淮河，东灌洪泽湖，危及江淮地区。水灾发生后，那些只知道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不思治河，反而建议迁祥符府治以避水。王鼎力排众议，批驳了这种不管人民死活、只顾自己逃命的荒谬言行。他认为，自古没有听任黄水横流之理，为民造福，在此一举。于是，他以七十四岁的高龄，包揽了这一艰巨工程，立下了治河的军令状。
       1841年7月底，王鼎带病跋到祥符时，四面大水茫茫，城墙危在旦夕。他不顾年迈体衰，亲自带领吏卒日夜巡护，保住了这座古城。接着，他同具有丰富治水经验的林则徐密切合作，开始修筑黄河大堤。林则徐曾督办过浙江水利，也督办过南河修高堰堤工及重浚小西湖等工程，1832年他被抉擢升为东河河道总督，此后，长期致力于河工，绘全黄图于屋壁之上，对河工有丰富的经验。所以在豫东河工中，王鼎感到林之襄助，颇为得力，十分倚重。以林则徐来说，于集资财上则仰仗王鼎。道光十七年九月间，林则徐曾因账目考核不周，造成江南河道库款不实，受到“降四级留任”的处分，此项工作却是王鼎所长。王林二人取长补短，相互切磋，这对治理黄河决口如期竣工起了重要作用。
       水患当前，而河署人员却生活奢侈，进食仍有燕窝。王鼎生气地说：“食以充腹，吃这干什么！”却之不用，并且告诫河督巡抚，要彻底戒除奢侈，杜绝浪费。到了隆冬季节，河署人员穿着紫貂猞猁，犹畏严寒，不愿到工地。王鼎年逾七十，却穿着羊皮，每天天不明就来到工地，晚上才回来，饥饿时就购买民夫的食物充饥。随员们劝他说：“你这么大年纪了，何必这样刻苦自己呢？”王鼎叹口气说：“这么大的工程，这些下苦的差役，整天光着脚奔波于风雪水土之中，才是真正出力下苦的人啊，而他们的衣食怎能比得上我们。当今西方各国正在伺机侵犯边疆，皇帝在宫中睡不安，战士在海上日夜警戒，大臣们怎能贪图安逸呢！”王鼎这些以身作则的言行传到民工中，民工个个受到感动，劳动热情空前高涨，工效成倍提高。大堤合龙的日期到了，但决口水深十数丈，引河高于决口，水不能泄，有人主张改期合龙，王鼎不同意，说：“不合龙，水口就是我的死所！”并移坐水口日夜督工，星宿露餐，八个昼夜没有回自己的寓所，以至积劳成疾。上下同心，众志成城，翌年二月初八大堤按期合龙，“引河亦通畅东注，全黄悉归故道”，数十年后，“豫皖之民，至今德之”。工期仅用了6个月，省银600万两，其“财用之节，成功之速，前此未有也”。王鼎因在工实心实力，经理得宜，赏加太子太师衔。完工以后，王鼎积劳成疾，行走都十分困难，只得缓程回京。此后这里的水患基本得到治理。
       力荐失败 王林二人泣别
       但是王鼎保荐林则除的计划不可避免地步步失败。首先，于治河期间，王鼎上奏林则徐襄办河工，“深资得力”，希望道光帝能念其功而免其戍，但因投降派控制了朝廷，对此，帝置若罔闻，王鼎计划的第一步失败了。其次，河工完成，在庆功会上，“林居座首”，王鼎一再表示“还朝必力荐之”，把希望寄托在他回朝之后，再劝谏道光帝准其免戍。然而，视林则徐为眼中钉的投降派唆使道光帝不待王鼎回朝，于大坝合龙的次日就谕令“林则徐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闻命后，“定九大骇”，他留林则徐于河工，费心良苦，赞画颇深，却一朝失败，深感大恸，“相公且莫涕滂沱”，足以表达他当时的痛苦心情了。而林则徐对此结局早已料到，所以闻命后很“自苦”，并深感王鼎的知遇之恩，一再致谢，道光二十二年（1842）二月中旬，当林则徐离河工登上戍途时，王鼎挥泪送别。林则徐也感慨万千，赋诗二首相赠，一面劝慰“元老忧时鬓已霜”，“休为羁臣怅荷戈”；同时对前途也寄予期望：“塞马未堪论得失，相公切莫涕滂沱”；“公身幸保千钧重，宝剑还期赐尚方。”随后，二人泣别河上，竟成永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