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

墙根荠菜

        这还是那个我小时候一直认为能扛起一座大山的父亲吗？此刻，羸弱的父亲如婴孩般蜷在我的怀里，呼吸正慢慢变弱，只剩皮包骨头的躯体内仿佛有一条冰冷的毒蛇在吞噬着他那尚存一息的生命。我紧紧攥住父亲那干枯的手，就像小时侯他怕我走丢那样。那条冰冷的蛇从他的指尖开始，缓缓地向上蠕动，小臂，肩膀......
        “爹，不是儿女们不尽力，你的病是胃癌啊，没法治了......”哥哥哭着喊。眼睛已不能睁开的父亲微微点了一下下颌。“爹，就按你说的，不告诉四（我的小弟），不让他回来了，啊......”我在父亲的耳边轻轻说着。父亲的嘴角稍稍上翘了一点，似乎是笑了。我知道，他在用最后的一丝力气与死神抗争，他听懂了我们说的话，他在用微笑与我们告别......
        姐姐们悲痛欲绝地大声痛哭，不知为什么，我竟掉不下一滴泪来。我几乎有些不近人情地对她们吼到“：别哭了，让爹静静地走吧，他太累了，该歇歇了，别再吵醒他了......”。话未说完，我觉得自己嘴里满是酸涩，我使劲咽了下去，喉咙竟咯咯作响。
        那一天是一九九八年农历六月廿三。在父亲最小的儿子，我的小弟大学毕业在南方的外资企业参加工作后，劳累一生的父亲觉得是自己该喘口气，该歇歇的时候了。可他这躺下一歇，就再没起来。
        十年了，三千六百五十多个日夜，这份痛被我自欺欺人地掩盖在心灵的深处。今晚，清明节的深夜，在与挚友短短几句的关心问候后，覆盖的蒙尘竟随风飘的无影无踪。故做坚强的自己再也无法入眠了，是该写一篇文章来祭奠父亲了。
     父亲生于一九三一年农历二月初九。家中五个男孩，两个女孩，父亲排行第二。小时家景窘困，孩子又多，所受的苦难自不必说。父亲在读过两年私塾后，十三岁的他便与大人们一起，在寒冷的冬天，每天早晨三四点起来，赶着牲口到西边离村三十多里的煤窑去驮煤，然后到东边离村二十多里的镇子上去卖煤。往往到深夜才能返回家。听父亲讲过，他那时年小体弱，到煤窑买上煤后，根本不能把两大口袋近三百多斤的煤放到牲口背上，只好把奶奶给他随身携带的那一丁点早已冻的冰冷的玉米饼给同行的大人们分一些，然后央求人家帮忙才行。到中午晚上卖煤时他更是忍饥挨饿，苦不堪言，要一直坚持到深夜回家。到现在我还认为，是从小苦难的经历造就了父亲坚韧的性格。
        一九四七年，解放战争打响。共产党扩军招兵。爷爷有五个儿子，自然被分配给一个当兵名额。“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毫不夸张地说，在那个时代，当兵几乎等同于死亡。奶奶宠爱他的大儿，也就是我的大伯。就把这副担子放到了年仅十六岁，还尚显稚嫩的父亲的肩上。这些话父亲一直到离开都没和我们说过，孝顺的父亲不会给我们讲他父母的一丁点过错，更不会有一丝的反抗。后来我们长大后，父亲倒是说过，那时可以用五斗小米去雇别人当兵，可他认为，自己当了兵，既能给家里省了五斗米，又能省一份口粮，是两全其美的事。战争和死亡对年少的他来说是那么的遥远和陌生。在那个寒冷的冬天，他第一次穿上了没有补丁的灰色的军衣，义无返顾地离开了他生长了十六年的村庄，成为了一名解放军战士。这一走，就是八年。
       父亲给我们讲过，在解放战争中，他所属的刘邓大军解放大西南后，参加了修建成渝铁路。那时，已在战火中经过洗礼的父亲还未来得及品味胜利的喜悦，便雄纠纠，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开赴到朝鲜战场，投入了抗美援朝战争。父亲在部队先后只当过班长排长的小芝麻官，他读书不多，却颇有文采，他编的快板书曾在全军传唱。他年纪虽轻，却作战勇敢，父亲手上的枪伤就是那时留下的。我至今还保存着父亲在上甘岭战役中的三等功立功证书。可从记事起，每每我们缠着父亲讲战争故事，他都是轻描淡写，敷衍我们。长大后才懂的，惨烈的战争让他的战友一个个离他而去，他不愿揭开自己心口的伤疤。父亲又常说自己是幸运的，我知道，那是亲自面对过死亡的一种从容，一种淡定......
        一九五五年，父亲光荣复员。被分配到市皮毛厂工作，由于父亲既是军转干部，又是党员，因此受到重用，很快成为厂里的中层领导干部。三年后，经过奶奶的催促和媒人的介绍，父亲认识了母亲并很快结了婚。不久便带着他的新婚妻子我的母亲在市里安了家。可以想像，那时的父亲，工作上一帆风顺，正是踌躇满志，意气风发的年代。又有温柔的妻子把他的生活照顾的无微不至。这对从小就未被人关心过的父亲来说是他从没想到过的温馨和幸福啊！我一直认为，那几年的日子，无论是对父亲还是母亲来说，都是他们一生最怀念和追忆的时光。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由于我的叔伯们各奔东西，孝顺的父亲怕他的父母饿死，执意辞掉了市里的工作，带着母亲和哥哥回到了农村老家，父亲天生勤快，他在河边，墙角开出小片荒地，这里三株，那里两颗得种瓜点豆，保证了全家人不再挨饿。由于父亲为人正直，又是党员和军人，回村后大家推选他担任村主任，民兵连长，支部书记等职务。父亲以他那雷厉风行的军人作风，带领全村人致富集体经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父亲先后带领大家兴修水利，植树造林。为村里修了小水库三座，果园六个，父亲亲手栽种杨柳树近千亩。多年后，他栽种的杨柳都已成了参天大树，而父亲从村干部退下来后，主动担任了村里的义务护林员，且不要一分工钱。我知道，父亲的树木也就是他的孩子啊！父亲去世后，村主任在追悼会上致辞说，父亲为村里建造了绿色银行。去年我回老家转转，看到父亲亲手栽种的几百亩树木只剩下一个个光秃秃的木桩，一打听才知道，是村干部将树全部砍掉卖了，钱都让他们挥霍了。听了这些，我心里说不清是啥滋味了，我真不想让父亲的在天之灵看到这一切啊！
       到八十年代，国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农村人的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这时，勤劳的父亲更有用武之地了。他精心侍弄自己的土地，并发展多种经营，养羊，养猪，养鸭，养兔。从记事起，连我们这些孩子都没闲过，放学后挖兔草，赶鸭子，喂猪......一直要到天黑。在别人全家抓经济的时候，父亲的头脑却很清醒，他告诉我和两个弟弟，“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读书才是最好的出路。正当家里的光景越来越好时，母亲患了胃癌，在一九八七年离开了我们。悲痛之余，一家之长的父亲表现的格外坚强，他要把他的三个小儿子培养成才。在哥哥和姐姐们相继成家后，父亲独自守望着他那破旧的农家小院。每天日出而作，日落难息。有太多的活计等待着他，父亲像上足发条的钟表，难得片刻闲暇。田里耕地除草，家里喂养牲口家禽。干完农活父亲还得烧火做饭。到现在我都不敢想像，母亲去世后这十多年，父亲是怎么过来的。不过有一点我是清楚的，支撑父亲的是他的三个上学的儿子，那是他的希望啊！
        从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四年，我和两个弟弟先后考取了大学，在全村人羡慕的目光中，父亲挺起了他那佝偻的腰身，他知道，自己的担子比以前更重了，父亲硬是靠着他钟情一生的黄土地，供着他的三个儿子读完了大学。一九九八年，小弟大学毕业后，在遥远的南方参加了工作。就在这时，父亲那根紧绷着的弦再也不堪重负，毫无征兆地断了.....
        毫不夸张地说，父亲是个智者。尽管我们对他隐瞒病情，可我相信他心里是明白的。他执意不在县城的哥哥和我的家里住，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要落叶归根，却不和我们明说，他说村里空气好，他想回村里住一段时间。回去后，他不回自己的小院，却要我们去收拾爷爷奶奶住过的更为破旧的大院。就在生命将行结束之际，他仍旧要尽可能地与他去世多年的父母更加接近。他却对我们说“：老院里有你叔伯二大爷，我们两个能互相照顾，你们就别老惦记了”。他为自己善意的谎言找到了合理的借口。在村里病重期间，他让姐姐用他亲手打下的谷子到门市部换了五袋白面，三袋大米，还有两桶麻油。他说是怕谷子夏天生虫子，他其实是为自己去世后的丧事提前做准备，办完丧失后，他让准备的东西竟是刚好用完，没有一点浪费。去世前的半个月，他把我叫到身边说“：勇，你小弟刚参加工作，外企管的又严，爹如果走了，你不要告诉他，不要让他回来”在父亲走后，每次打电话我都瞒着小弟，他上班后把第一个月的工资给我寄过来，让我给父亲买药，可父亲早已离开多日了。父亲临终前的几日，被病痛折磨不堪的他对我说“：勇，你说中国咋就不实行安乐死啊，我死后你把我的尸体捐给医院吧”我不由一阵心痛。倔强的父亲是不想在儿女前露出一丝对病魔的屈服啊！
        父亲去了，却留给我许多财富。他一生严于律己，对子女也严格要求，父亲当村支书时，有人给家里送了一斤月饼，母亲收下了，父亲知道后将母亲大骂一气，然后母亲哭着给人家送了回去。记不清是在八几年吧，家里买了个小黑白电视，我和弟弟一商量，地里的树都是父亲栽的，咱们砍一根作天线竿也没啥，结果父亲大发雷霆，让我和弟弟把树干抬到大队院去，众目睽睽下，真是羞愧难当。父亲为人正直，疾恶如仇。别人有困难他热心帮助，看不惯的事直言仗义。文革时天津美院的一个教授下放到我们村，好多人都欺负他，是当干部的父亲对他刻意保护，才免于受难。那人落实政策要走时在我家和父亲相拥而泣。那个场面到现在我还历历在目。到九十年代，村里的干部大吃大喝，大肆挥霍，父亲知道后到村委会将其一个个骂得狗血喷头，哑口无言。想起自己参加工作这么多年来，始终兢兢业业，看不起那些溜须拍马之徒，遇事口无遮拦。大概都是传承了父亲的秉性吧。
        勤劳的父亲太辛苦，太孤单了。
        在母亲走后十一年，父亲去陪她了。
        他们在天堂不会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