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垣文苑

标题: 惟楚有才 [打印本页]

作者: wuchan88    时间: 2016-12-13 18:41
标题: 惟楚有才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
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蒲松龄撰 自勉联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在湖南岳麓书院大门两旁的这副对联,非常骄傲的向世人宣告楚地的人才是多么的突出。从春秋战国以来各国群雄争霸所用的地名,不知什么原因被世人一直习惯的沿用至今。楚国是春秋五霸之一,其最强盛时期的地域大致为现在的湖北、湖南全部、重庆、河南、安徽、江苏、江西、山东、上海、浙江部分地方,是各路诸侯中所占地域最多的国家。
        然而不知什么时候,楚这个词逐渐演变,似乎专指湖南,湖北两地。这两地在元明时期同属一地,称之为湖广。它很是争气,一直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康熙三年,湖广一分为二,以洞庭湖为界划为湖南,湖北两省,到了近代,更有北风南刮之势。湖南清未自曾国藩引领,异军突起,满清四王风骚一时。1916年暑假期间,毛泽东主席也曾寄居在岳麓书院,后来又多次寓居在此。在这个神奇的地方,他经常屹立在对联前,面对当时灾难沉重,危机四伏的旧中国,心中充满了无数慷慨与激昴,他豪迈而自信的立下了“会当击水三千里,自信人生二百年”的伟大誓言,执意要改变振兴这个病入膏盲的世界。
        在这里,他开始主编《湘江评论》、《新湖南》进行革命宣传。从此在黑暗中点亮了一盏明灯,直至后来,这盏明灯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束最初微弱的灯光最后燃遍了中国大地,到处都是熊熊的革命烈火。这束光指引全中国人民离开黑暗,走向光明。毛泽东主席的丰功伟绩,可以说是数千年来一人。

       嘉靖四年,在楚国往日都城江陵,有个平时喜欢急功好义,乐于助人的好好先生,名叫张诚。有一天,他忽然在梦中,看到一个像月亮一样的光芒跌落在了自家的水瓮里,顿时照耀得四周—片光明,然后有一只白龟在光辉中,从水中悠悠地浮起来。正好这个时候,他的一个曾孙出世了,张诚认定这个曾孙就是那只白龟降生,于是就很认真的给他取了个乳名:“白圭”。
        “白圭”果然不负重望,聪明机俐,惹人喜爱。荆州知府李士翱爱怜其才,希望他长大成人后能够为人正直,所以帮他改名叫:张居正。后来,连湖北巡抚顾璘都认为“此子将相才也”,他更加欣赏张居正,甚至解下自已的犀带赠予张居正,并且语重心长的勉励他:“希望你树立远大的抱负,做伊尹,做颜渊,不要只做—个少年成名的举人。”似乎天数注定他必将大有作为。 张居正也暗自激励自己,他在十三岁时写下了“凤毛丛劲节,直上尽头竿”的誓言。
        嘉靖三十三年,面对严蒿掌政,祸国秧民的政治形势,心灰意冷回家休养的张居正和五六个友人从湖广出发,游南岳衡山,湘沅大地,作《游衡岳记》:“今潇湘苍梧,故多舜迹。殆治定功成,乃修禋祀与?”。忆想治国有方,德高望重的舜帝当年巡视楚地的壮举,不由得感慨万千。在衡岳的高处,揽尽脚下美景,仿佛有一种君临天下的姿态,“余登衡岳,盖得天下之大观焉。”,他的报国之心油然而生。
          三年后,他重政坛,他学习老师徐阶“内抱不群,外欲浑迹”,相机而动。直到到隆庆元年,身为侍奉裕王侍讲侍读的张居正,因为裕王正式登基称帝,而被擢升吏部左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朝政。同年四月,又改任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从这时候开始,他逐渐有了伸展才能的机会。此时“南倭”已近尾声,“北虏”蒙古仍然势力猛烈,直接威胁离蒙古没多远的京师,张居正把“整饬吏治,富国强兵。”为核心,提出“省议论、振纪纲、重沼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的改革方案。
        张居正执政,基本上文靠吕调阳,潘季驯,庞尚鹏,耿定向,李幼孜,王篆,劳堪等。武靠谭纶,方逢时,王祟古,戚继光,李成梁,凌云翼,殷正茂,曾省吾,谢鹏举等。其中次辅吕调阳,户部尚书耿定向,兵部尚书方逢时,工部尚书李幼孜,兵部左侍郎曾省吾,吏部侍郎王篆,右都御史谢鹏举均是湖广籍楚人。张居正在《与蓟辽总督方金湖言任事》对方逢时说:“ 明兴以来,国有艰钜之事,众所观望而不敢承者,率楚人当之。”
         张居正常常喜欢以“楚人”自称,对同乡同党也习惯这样互称,虽然他用人不拘一格,没有刻意的结交党派,可是不知不觉中还是有那么点家乡观念在潜意识里。
        吏部侍郎的同乡王篆为官不徇私情,秉公执法,名播朝野,他和张居正一见如故,王篆“对军国官府大事,凡其所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张居正“对边饷马政、吏治民隐”等治国之事,总乐于咨询王篆,“无疑不问,不断不成”。王篆可以说是张居正最得力的助手,张居正临终前还把王篆作为天下英才推荐给朝廷。万历皇帝还特意把王篆的名字写在御屏上,以备急用。
        张居正自从隆庆元年开始掌权任事后,就分别将在抵抗“南倭”有功的将帅纷纷移调北边对付“北虏”,其中谭纶、戚继光、王崇古、方逢时最为重要。
        张居正与方逢时的关系最好,甚至后来爱屋及乌,张居正把方逢时的至交,王崇古的外甥张四维,在万历三年移调进入内阁做帮手。张居正这样做,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意义,就是借助张、王二家的商业能力,推行他的“厚农而资商”,“厚商而利农”为中心的经济政策。
        隆庆四年,为人“才略明练,处置边事,皆协机宜。”的方逢时,面对匆匆来降的敌对蒙古俺答孙子把汉那吉,“诸帅畏虏,皆以为不可,方逢时独许之。戊子,至镇城,逢时盛其供帐,把汉大喜。”自作主张,盛情善待。身为总督的王崇古虽然拍手赞成,但是态度很慎重:“虽若甚微,其关系华夷之分,实当慎重,始之不谨,将贻后艰"。精明强干的张居正立刻给他们发出书信,表示支持,由此演变出“隆庆和议”,蒙汉和好互市。以张、王二家为代表的晋商集团不负重望,居然舍近求远,深入湖广,开劈出一条新的万里商路。对于推动中原文化,物资的交流和繁荣,其影响作用之大,难以言喻。后来张居正在方逢时为母丁忧守孝三年回来后,擢升方逢时为责任重大的宣大总督,继续维护互市。充分显示张居正对方逢时的友情和信任非同一般。
            张居正的得意门生曾省吾,也是湖广同乡,又有师生之谊,张居正非常器重曾省吾的才干和学识,如终将他当作心腹知交。张居正提携曾省吾一路青云,在二十余年间官至朝中二品大员。曾省吾也为报知遇之恩,鞍前马后效劳于张居正。在张居正成功挤垮前任首辅高拱之事中立下汗马功劳,据高拱《病榻遗言》说:隆庆六年,曾省吾授意其门生、户科给事中曹大野弹劾高拱,并许以高官厚禄。曹心领神会,立即具疏弹劾高拱“大不忠”十事,使高拱陷于被动境地。
       万历元年,四川叙州土司都掌蛮叛乱,曾省吾推荐刘显率领官兵十四万出征,“克寨六十余,俘斩四千六百名,拓地四百余里,得诸葛铜鼓九十三”。曾省吾随后在这些地方推行了改土归流政策。“均田授氓,藉氓为伍,僰、莋之间,巍然一大都会也。”同时将先进的生产技术在这里推广,对四川、云南的发展迈开了至关重要的一步。万历三年六月,曾省吾因功升任兵部左侍郎。
       万历五年,张居正父亲张文明偶感风寒,不幸去世,按例必须丁忧守孝三年,此时正值改革的重要时期,万历皇帝年仅十五岁,万历皇帝亲母李太后和太监冯保,紧急授意张居正的同乡户部侍郎李幼孜赶紧上疏,提出“夺情”将张居正继续留任改革。当时虽然有许多人极力反对,但是朝庭态度坚决,反对的人都遭到了廷杖、贬斥甚至流放等惩罚。
        而祖籍湖广大治的次辅吕调阳,当时按例应该升为首辅,甚至有人到吕调阳处贺喜。然而,吕调阳并未有借此上位之心,反而向万历皇帝上疏,请求让张居正“夺情”继续留任。其他人看见他这样做了之后,反对之心消了一大半。“夺情”之事基本上尘埃落定,御史曾士楚、吏科给事中陈三谟也都跟随吕调阳支持“夺情”。万历皇帝很快下谕:……父制当守,君父尤重,准过七七,不随朝。你部里即往谕著,不必具辞”。张居正的“夺情”之事正式定论。吕调阳为避揽权之嫌,连上十疏称疾,终于在万历六年七月六曰致仕。
        万历五年三月,张居正回乡葬父离开京城的第五天,七百余名鞑靼武士带着牛羊“来到辽东投降。辽东副总兵陶成喾认为是诈降,率军倾巢而出,击毙四百七十余鞑靼武士,自己毫无损失,万历皇帝听到捷报后大喜,立刻告谢祖宗太庙,并且升陶成喾、辽东总兵李成梁为世袭指挥俭使,蓟辽总督梁梦龙、辽东巡抚周咏升级,兵部尚书方逢时加俸。精明的张居正认为,如果是诈降,不可能毫无还手之意。在回京后的第三天,立刻派人明查秋毫,还原真相,把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恩赏全部剥夺。尽管这件事情发生在方逢时刚刚上任交接兵部尚书的时候,张居正仍然对方逢时铁面无私的作了比较严厉的批评:“赏罚明当,乃足功惩,未有无功幸赏,而可以鼓舞人心者”《张太岳集-答本兵方金湖言边功宜详核》
        方逢时升任兵部尚书时,恰遇张居正因为处在改革的关键时刻,没有按例丁忧守孝,被万历皇帝用“夺情”继续留任,因而引发了朝庭中包括他的友人,同乡都对他群起而攻。面临这些强大的反对攻势,张居正给时任福建巡抚的楚人同乡耿定向说了一句名言:“苟利国家这,生死以之”。表明了他为了国家振兴不畏生死的决心,并且对这些对夺情表示反对的言语,表达了“况区区訾议,非毀之间乎”,极为不屑一顾的态度。
        当时的浙江巡抚谢鹏举是湖广蒲圻人,离方逢时家不到十公里,他和耿定向,继续清理东南沿海倭寇余孽。早在嘉靖四十四年,谢鹏举就任江西临江知府的时候,就配合同乡方逢时指挥俞大猷、刘显在江西抗倭有功,与方逢时结成深厚友谊。万历四年二月,谢鹏举对突然侵犯东南韭山、浪冈、渔山等地的倭寇,“斩级七十三名颗,至是,按臣勘实参闻,命赏原任浙江巡抚谢鹏举银币。”之后,因功升任户部左侍郎,不久升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巡抚浙江。
       六部尚书中,吏部是管理和任用官吏的重要权力部门,为六部之首。户部负责民政,礼部负责教育,刑部负责法制,工部负责建设。各部的长官称“尚书”,副长官称“侍郎”。从上述官员职能来看,在控制和稳定政局方面,无疑是吏部和兵部。
      张居正执政的时期,吏部尚书是他自己,得力助手王篆是吏部侍郎。兵部尚书是他关系最好的同乡方逢时,兵部左侍郎曾省吾是他的得意门生,这两个朝庭中最有权势的部门首脑都是同乡楚人。最为有趣的是,执掌锦衣卫的指挥使刘守有也是湖广麻城的同乡,他的任职从张居正隆庆年入阁直到张居正去世,他那极为特殊的地位对张居正的帮助尤其重要,连总督仓场的户部尚书汪宗伊,也是经他提拔起来的湖广崇阳人。他的同乡在京师做官的有六十多人,大部分都是他提拔的,这些环绕在张居正身边的同乡楚人构结了一个不小的组织,在他推行的改革中,各显其能,为改变当时的弊病,中兴明朝,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对于他在朝中权利的稳固,也起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勇于任事”而著称的楚人张居正,针对国家吏治衰败,经济入不敷出,他及时挺身而出,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力挽狂澜,使日趋没落的明王朝显得红红火火,被称为“救时宰相”。历史上将张居正和管仲,商鞅,范仲淹,王安石,并称为四大改革家。
        海瑞曾评说张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 张居正虽然处理事情手段高明,办理事情有勇有谋,但是独断专行,也后患无穷,他的选择唯有笔直向前,没有退路。他的好友兵部尚书方逢时,从他上任后不久开始,不仅仅是主持全国的军务战事,对于张居正在朝中“夺情”被人非议的时候,作为张居正的同乡好友,他的支持必定是最有力的。兵部的实际重要性在危难的时候,往往压倒性的占据首位。看到忙于张罗政事,疲倦不堪,身体每况愈下的张居正,方逢时同时也感受到了万历皇帝压抑的愤怒,反对者也在暗中较劲,蠢蠢欲动。朝庭上下隐隐约约的笼罩着,一股潜伏着的危机,正在蓄势待发,善于审时度势的他就有了致仕归隐之心。
         万历九年,方逢时对日益苍老的张居正说:“人之一辈子,有生必有死。为生而筹计者,是为生计。若按年龄区分,则一岁至十岁,为生计;二十至三十岁,为家计;三十至四十岁,为子孙计;五十至六十岁,为老计;六十至七十岁以上,则为死计。从二十至六十这四十年间,营营扰扰,或为功名,或为事业。外则苦其身以事劳壤,内则苦其心以密思虑,既要想目下的周身之防,又要想将来的善后之策,总而言之是劳碌一生。现在既年届花甲,就该终老林下,为死而计了。”,张居正深有同感,终于同意他致仕回乡,方逢时因而侥幸躲过以后的劫难。而张居正自己却无可避免的在万历十年去世后,不但家人命运凄惨,他的支持者和楚人乡党一瞬间土崩瓦解,明朝又重归旧路,由强变弱。直至数十年后彻底灭亡。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一代伟人毛泽东主席“谈笑间,布下雄兵百万;弹指间,樯橹灰飞烟灭。”他以极其微弱的力量,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惊天传奇,建立了伟大的新中国。无独有偶的是,毛泽东主席手上的开国将帅,也以两广湖南、湖北的最多,以前也曾为楚地的安徽、江西也毫不示弱。再一次用事实证明了楚人“不鸣则己,一鸣惊人”的独特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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