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种地”救得了官员救不了官场

苍山一庙

　　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被“双开”后，有媒体报道，其二姐曾追悔莫及，“早知道他这样，不如当初让他在家种地。”据悉，当年因为家贫，冀文林的两个姐姐到了年龄不出嫁，就为在家劳作，供他上学。冀文林曾对临终的父亲说：“大大，坏心的事、贪官的事，我没做过。”（7月4日《北京青年报》）
　　作为姐姐，看到自己辛辛苦苦、牺牲幸福培养起来的弟弟，最后居然成了大贪官，其内心的失望、懊恼不难想见，而她那句“早知道他这样，不如当初让他在家种地”更是让人唏嘘不已。事实上，这已不是落马官员的家属第一次发出如此感叹了。比如“12秒贪官”雷振富出事后，其75岁的老母就曾一遍遍念叨“做啥子官嘛”。
　　作为亲人，有此态度完全可以理解；作为个人，如果雷振富不当官，冀文林当农民，凭着他们的“聪明”、“口才”，说不定真的也能发家致富，过上滋润日子。但站在国家和社会的角度，我想说，这种假设其实是无谓和多余的。毕竟，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一个国家却不能没有公务员，过度沉溺于“不当官就好了”的遐想中，只会遮蔽那个真正的问题，即雷、冀都是怎么从家族娇子，一步步沦为腐败分子的？
　　我国的干部选拔历来坚持“五湖四海”的原则，虽然此前曾有人谬言什么“出身底层的人更容易报复性腐败”，但分析近年来落马官员的家世，其中固然有像雷震富、冀文林这样出身贫寒者，但也不乏其他的身份、背景。一些人的家庭甚至称得上是殷实，在外人看来，根本没有在贪污腐败的必要，可他们也照样倒下了，这其中的原因耐人寻味。
　　说起来，目前的公共舆论，对于部分官员“不得不腐”的表态往往不屑一顾，但客观地讲，这话并非没有一点道理。一方面，如今不少官员手中的权力过于集中，以至于各种有求于他的人也会想方设法，像苍蝇一样叮上来；而另一方面，权力的运行又极不透明，制度的约束力也相当疲软，其结果，人情战胜法律也不足为奇。
　　冀文林是否属于此类情况，或可两说，但现实中绝对存在这样的官员。他们虽然可恶，但也可怜，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自己其实也是权力的牺牲品。作为他们的家人，可能好处一点没享受到，却要为此背负上贪官亲眷的骂名，在中国这样的熟人社会，这重身份往往会使许多人一辈子抬不起头来。这时候，他们自然会发出“做啥子官嘛”、“不如在家种地”的感慨。
　　问题是，如果不改变滋生贪官的制度和社会土壤，那么即便雷振富、冀文林不当官，也总会有王振富、李文林顶上去，而谁又能保证他们就不先“吃饱”后“跌倒”呢？
　　习近平同志说过：“培养一个干部很不容易”。看到一个个高官落马，不仅他们的家人难过，老百姓心里其实也是滋味。就像某北京的哥所言：“培养一个干部，花钱送丫上党校、读博士不说，还得把一个区、一个县交给他练手。好不容易成长到副省级了，也腐败到该落马了。说起来大快人心，可从培养到办案，俺们花了双份的钱，就落一痛快，您说值吗？”
　　在这个意义上，扎进制度的篱笆，将权力关进笼子，不仅能挽救干部，也是在帮助他们的家属，更可以节约纳税人的钱，可谓“三方获利”、皆大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