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复国的一缕曙光

wuchan88

     1644年3月，焦头烂额的崇祯皇帝正心急如焚的到处募捐，号称世界经济第一强国的皇帝居然国库空虚，国库因为官商对皇权数十年巧妙的抗争，而使税收不但没有因为经济变强而增加，反而为了保证商业的发展反而减少了。中低层官僚和缙绅对下层百姓的巧取豪夺，加上数十年的天灾，致使无数人无家可归，饥饿难耐的灾民自发形成了反抗军，而曾经也做过银川驿卒的李自成也因为薪饷不足以存活而起事造反，居然成了气候，此时拥兵数十万，势如破竹，直逼京城。  

     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的崇祯皇帝不得不放下架子，哀求大臣和亲戚们捐款，给防守北京城的士兵发军饷，引得众官僚富绅装穷卖苦一片。三月十八日，李自成派在昌平投降的太监杜勋入城与崇祯秘密谈判。李自成提出的条件为：“闯人马强眾，议割西北一带分国王并犒赏军百万，退守河南……闯既受封，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劲兵助剿辽藩。”然而刚烈不知变应的祟祯皇帝居然反对了，双方谈判破裂。第二天，饥饿无粮多日的明军，任由李自成部在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进入北京城，性格刚烈的崇祯，绝望的在景山自缢而死。  

       其实此时的明朝仍然拥有大部分江山，只可惜群龙无主，福王朱由崧监国于南京，改元弘光称帝，登基上位的弘光皇帝错误的把杀兄灭国的李自成视为大敌，以“联虏平寇”为策，居然与狼子野心的清军连合，一起消灭以李自成、张献忠为代表的农民军。满清求之不得，重用因其妾陈园园被李自成部将掠去，其父也被拘押，怒愤填膺降清的吴三桂，轻取北京。满清遂顺水推舟进入北京定都，明朝从历史上宣布灭亡。  

      吴三桂本是一个军事奇才，明天启末年曾带二十余名家丁救其父于四万满洲人之中，孝勇之举遍闻天下，有“勇冠三军、孝闻九边”的美誉。史载吴三桂部“胆勇倍奋，士气益鼓”，是明末最后一支有战力的铁骑部队。本来满清就一直不停的在收复明朝将领，被袁崇焕错误诛杀的毛文龙手下孔有德，尚可喜俱封为王。毛文龙曾“因疑用疑，使其自相鱼肉"故意使用假投降的反间计，使满清大受损失。袁崇焕以为毛文龙通敌错杀，而满清又使用毛文龙让他们损失惨重的反间计，让崇祯错杀袁崇焕，守边将士疑虑顿生，军心涣散，加之粮饷严重拖欠，将士不能安心为国卖命，明朝至此己经布下灭亡隐患。  

      满清刚刚在北京定都，就立刻发动了对南明的进攻。刚刚立国的弘光政权不思改变，仍然延续着前朝惯常进行的，激烈无比的党争游戏，风雨飘摇的弘光小朝廷内，又闹起了所谓的“三疑案”，即大悲案、太子案、童妃案。在此关键时刻，南明并没有采取有效凝聚中原力量的手段，反而内斗更加激烈。更为奇葩的是驻守武昌的左良玉不与李自成作战，利用太子案，竞然以“清君侧”为名，顺长江东下争夺南明政权，马士英只能命令抵挡清军江北防线的明军撤兵迎战。外患末除，内忧既生。没有团结一致的奋斗目标，内部利用混乱争权夺利现象突出，是因为没有非常之能耐君臣，使用非常之国策。以为满清可以是朋友，天真得可笑的朱由嵩在五月二十二日满清虏获，送往北京处死，短短的一年，就覆灭了。   

        弘光之后，又有潞王朱常淓(1645)、应天的威宗太子王之明(1645)、益王朱慈炲(1645)、唐王朱聿键(1645-1646)、鲁王朱以海(1645-1653)、靖江王朱亨嘉(1645)等政权先后建立，其中以鲁、唐二王政权较有实力。这时清朝再次宣布薙发令，江南一带掀起了反薙发的抗清斗争，清军后方发生动乱，一时无力继续南进。此时对于中原南明来说是天赐复国的最佳良机，但南明内部仍不知把握，放下隙暇，团结所有力量抵御外侵，还在为了争夺正统和权势地位，进行更加激烈的内部斗争，所以当1646年清军再度南下时，先后被清军轻易击灭。鲁王在张煌言等保护下逃亡海上，在沿海一带继续抗清；唐王则被清军俘杀。   

        11月，在广州和肇庆又成立了两个南明政权：唐王弟朱聿??(1646)称帝于广州，改明年为绍武元年；桂王朱由榔(1646-1662)称帝于肇庆，改元永历。这两个政权也不能团结，甚至大动干戈，互相攻伐。绍武政权仅存在40天就被清军消灭。揭阳的益王朱由榛（1647）、夔州的楚王朱容藩（1649）称监国与永历争立。郑成功也在南澳一度立淮王朱常清(1648)为监国，后废。南明各势力之间仍然互相攻讦，无法团结一起。正所谓:“两蚌相争 渔翁得利”，满清乐得南明内部如此热闹，不费吹灰之力捡了大便宜，在对南明的战争中势如破竹，中原大好河山纷纷易主。  

      其实满清早就己经充分掌握明朝弱点，为了瓦解明朝，同时又可以壮大自己的力量，满清几乎向所有明朝有能力的臣子进行招抚，提出丰厚条件引诱归顺为他所用，对于归顺者均封予以更大官职，给予厚赏，笼络人心，很多明朝臣子受到影响，甘愿反叛为清廷卖力。虽然这样，归顺明朝之心的臣子和百姓仍占主流，尽管归顺满清的吴三桂，祖大寿，冯承畴之流统领的军队原来是明朝军队最精锐之部，可是中原黎民百姓万众一心尽皆反对满清，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既使李自成，张献忠旧部也归顺南明，民心所向，仍然有望复国。  

       永历政权改变思路开始与农民军化敌为友，共同抗清。朱由榔先和李自成的大顺军余部合作。自李自成死后，他的余部分为二支，分别由郝摇旗、刘体纯和李过、高一功率领，先后进入湖南，与明湖广总督何腾蛟、湖北巡抚堵胤锡联合抗清。1647年，郝摇旗部护卫永历来到广西居柳州，并出兵袭击桂林。年底，大败清军于全州，进入湖南。次年，大顺军余部又同何腾蛟、瞿式耜的部队一起，在湖南连连取得胜利，几乎收复了湖南全境。这时，广东、四川等地的抗清斗争再起，在江西的降清将领金声桓和在广州的降清将领李成栋也反向归顺南明永历，清军后方的抗清力量也发动了广泛的攻势。一时间，永历政权控制的区域扩大到了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四川七省。南明复国出现了一缕曙光。  

      但永历政权像其他政权一样，仍然恶习难改，并没有及时抓住这些机会，打破常规，破格广纳人才，壮大势力，收复丢失领土。在小朝庭中仍不止歇的延续内部争权夺利斗争游戏，上下无法齐心对敌，形同散沙，清军乘势反攻。1649—1650年，何腾蛟、瞿式耜先后在湘潭、桂林的战役中被俘杀，清军重新占领湖南、广西；其他刚刚收复的失地也相继丢掉了。   

      幸亏此时，张献忠的义子孙可望为主的大西军迅速加入，再次改变了整个局势，1652年，南明永历政权接受孙可望和李定国联合抗清的建议，定都安龙。不久，以大西军余部为主体的南明军对清军展开了全面反击。李定国率军8万东出湖南，取得靖州大捷，收复湖南大部；随后南下广西，取得桂林大捷，击毙清定南王孔有德，收复广西全省；然后又北上湖南取得衡阳大捷，击毙清敬谨亲王尼堪，天下震动。同时，刘文秀亦出击四川，取得叙州大捷、停溪大捷，克复川南、川东。孙可望也亲自率军在湖南取得辰州大捷。东南沿海的张煌言、郑成功等的抗清军队也乘机发动攻势，接连取得江东桥大捷、崇武大捷、海澄大捷的一连串胜利，并接受了永历封号。一时间，永历政权名义控制的区域恢复到了云南、贵州、广西三省全部，湖南、四川两省大部，广东、江西、福建、湖北四省一部，出现了南明时期第二次抗清斗争的高潮。   

       可是，随后因为永历的吝啬，对冒死复国的将领封赏平平。永历十年(1656)，希望被封为秦王的南明支柱孙可望谋反。李定国拥永历至云南，次年大败孙可望，南明内部严重分裂，抗清形势急转直下，孙可望被逼降清，将西南军事情报完全提供给清廷，云贵虚实尽为清军所知。南明遂大势己去，纷纷瓦解，随后在实际上以归顺明军为主的清军的进攻下，而宣告彻底失败，南明的一缕曙光也暗然熄灭。  

     为什么拥有这么多人口和土地，发达程度居世界第一的明朝被落后的游牧小民族满清轻易取代，数百年来百思不得其解，让人叹息。其实仔细分析明清之间的制度和用人的方法就一目了然。满清自努尔哈赤随李成烈在辽东的时候，与明朝君臣文武都有深刻了解。其时，一代名臣张居正当国，兵部尚书方逢时手下有戚继光，马芳，李成烈等名将。朝庭对军队有作为之人经常给予军功厚赏，对在外边臣给予充分信任，对他们的举动都充分了解。张居正和方逢时除了经常与他们聚集活动，也经常与他们书信往来，能够迅速了解他们的情况，及时化解他们相互之间的矛盾，促进将领间的相互合作，以大局为重，上下团结一致，处理事情随机应变，朝庭给予充分的权力，做到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理念，所以军力强悍，称霸一时。张居正和方逢时的治军和用兵都让努尔哈赤有所借鉴。其实他本也无鲸吞中原之心，只是明朝中原党羽结派众多，皇权与党派又常常争斗不已，人心分崩。加之官商控制经济大脉，朝庭国库空虚，一旦有灾，没有能力挽救。数十年的天灾促成饿浮遍野，到处叛乱。朝庭最后竞然沦落到连官兵薪饷都无法发出，国家机器实际上己经难以运转。而官商反而为了各自利益拉帮结党，互相攻击或者抵抗皇权。致使国家不能正常运行。  

     而努尔哈赤，自知改变弱小，只有到处结盟交亲，广纳能人贤才，扩展领地，使自己势力越来越强。他学习明朝，知道鼓舞士气，须赏罚分明，对有功有劳之人要赏赐尤厚，对人才要重用，所以他的势力逐渐增大，手下能人也越来越多，满清也膨胀似的壮大了。而明朝晚期，因为党派之争更加激烈，加之国库空虚，粮草薪饷长期短缺，官兵人心涣散，尤其是崇祯虽有复国之志，而无复国之谋。张居正对兵部尚书方逢时所说:“事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的至理名言，对非常时期要用非常之人，才能建立丰常之功。而急于求成的崇祯皇帝对大臣并不能知人善任，朝臣稍有差池就随便更换诛杀，短短十多年就换了十一个刑部尚书，十四个兵部尚书，诛杀总督七人，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甚至总督袁崇焕都不能幸免。袁崇焕作为保持明朝江山最重要的力量，守卫山海关及辽东。曾取得宁远大捷、宁锦大捷、京城保卫战等胜利，并构建了清军难以逾越的“关宁锦防线”。如果崇祯皇帝对待袁崇焕像万历皇帝对待有好大喜功，弄虚作假冒领军功行为的李成梁一样开明，或者像张居正，方逢时一样经常和这些将士在一起进行互相交流，袁崇焕可能不会错杀毛文龙，崇祯也不会错杀袁崇焕，明朝就不可能灭亡。明朝从来就没有缺过人才，缺的是会用人才的人。  

     就是在崇祯自缢前日，李自成向他提出的条件仅是：“……议割西北一带分国王并犒赏军百万，退守河南……闯既受封，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劲兵助剿辽藩。”其实这是一个大好时机，利用李自成与满清作战，正好一箭双雕，刚愎自用的崇祯居然宁可死亡也不接受这天赐的好事。而满清如果同样遇到这种事情，会十分惊喜。  

       南明也是这样，皇帝对前线卖命臣子吝啬封赏鼓励，孙可望是永历立国的主力部下，立功无数，连王也没有封一个。反观满清，同样归顺的孔有德，吴三桂都是封帅当王，犒赏封厚，孙可望一投降就被封王。所以南明虽然表面上很得百姓支持，可惜皇帝与党臣在非常之时没有正确使用非常之人，更没有行非常之事，所以也就非常意外的灭亡了。  

       明朝灭亡表面上看起来是意外，其实不然。努尔哈赤与各个不同民族和部族结亲结盟，加强势力，不断发展壮大自己。这个方法一直贯穿其后人，满清对归顺明军给予非常好的待遇，而且也有严格的赏罚分明制度，让其为他竭力卖命。明朝却始终受党派影响，对前线卖命功臣并不特别看重，反而不知死活的在非常危难的时候，仍然热衷于拉党结派进行争权夺利。没有团结一致，共同抗敌的雄心，也没有对拿生命战斗的前线将士给予鼓舞士气的奖励制度，所以混乱涣散，难成气候。虽有李定国之流的国之栋梁，然而没有非常能耐之君，终于没能挡住历史轮回前进的车轮，将明朝这一篇章无可逆转的轧过。  

       所谓“乱世出英雄”。其实最后在为明清改朝换代的拼杀中最主力的双方部队，过去都是明朝的旧部。从民族的大义来讲，应该是明朝占尽优势。可是勾心斗角，涣散离心是明朝致命的弱点，而满清团结一致则是成功的保证。南明永历麾下主帅李定国就是一个可歌可泣的盖世英雄，他出兵八万攻湖南。大败清军，逼得清军主帅、定南王孔有德自杀，清军主帅、亲王尼堪率军尾追，李定国设伏将清军团团包围，四面猛攻，清军大溃，尼堪被阵斩，全军覆没。李定国取得桂林、衡阳两大战役的胜利，使南明的抗清斗争打开了一个新局面。随后他企图联合郑成功抗清，可惜没有得到回应，然而吓坏了的永历皇帝躲在缅甸，不敢出来，孤掌难明的李定国在云南的缅甸边境焦急等待永历皇帝出来的过程中，忧疾而死，他仍有数千忠勇残部没有向满清臣服，他们的后代至今仍然生活在那里。胆小的永历皇帝最后还是被满清从缅甸强行逼出，最终满门被吴三桂杀死在昆明篦子坡。至于郑成功反清复明在福建广东沿海己不成气候，支撑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南明也彻底宣告灭亡。  

     所有的一切都因为明晚以来各党派的官商集团为了自己集团利益勾结在一起，置国家利益于旁边，国法朝纲混乱，赏罚不明，用人不善。国家机器运行必须进行的税收被代表各自利益集团的党派抵制，党派为了自己利益，相互间斗争从头至尾都没有停止过，官僚缙绅富可敌国，而国库空虚无薪饷发出，直至到了南明也继续旧习不改，国破家亡仅仅只是等待时日而巳。而立志振兴本族的努尔哈赤及族人仅仅只是时机巧合，幸遇天赐此等天时地利良机，侥幸成功，如同他立国的年号:“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