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父亲当“秘书”

持烛

       文革动乱时期，因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全家被遣送回老家。父亲不服去上访，人家又不接待。没办法，只好以写信的方式进行申诉。父亲是文盲，不识几个字。请别人来代笔又不方便。想来想去，就把目光盯在了我身上。我当时小学六年级还没读完，回了老家因生活困难就不再上学了。晚上，在炕桌前，我执笔，父亲口述，父子俩在煤油灯下字斟句酌。有时常常为一句话，争得面红耳赤，爷俩谁也说服不了谁。我本来对这苦差使不感兴趣，脾气又拗，被父亲说气了，就甩耙子不干了。这时候，母亲就来劝说，父亲也做出妥协。我这才又爬上炕，继续为父亲捉笔。我记不得究竟在几年里写过多少封上访信了。只记得有一只博士牌的大黑杆钢笔的笔尖终于被我写秃了。父亲为了鼓励继续为他写信，专门跑到县城买回了一只“红卫”牌笔。样式同我用的“博士”差不多，也是很粗大的黑笔。煤油灯的油烟时常把我的脸熏得黑一道白一道同小鬼一样。可为了父亲和我们全家的命运和希望，我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按父亲的申诉向各有关部门写信。尽管好多信都石沉大海，毫无音信。但我还是写信不止。终于我们的努力感动了“上帝”。父亲的所在单位几次派人来调查，先解决了欠生产队的300多元债务。又安排了父亲工作，后来又补发了父亲的工资，为父亲正式平反落实了政策，全家返城，为我们子女先后安排了工作。返城以后，我给父亲当“秘书”的生涯总算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