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贿选的最有效方式是扩大选举

夜玫瑰

　　在衡阳贿选事件中，当选的76名省人大代表中有56人送钱拉票，人均送钱近200万元；全部参会的527名衡阳市人大代表中，有518名收受钱物合计达1亿元，包括候选人、人大代表以及工作人员都参与了贿选。该案涉及人数之多，人群之广，涉案数额之大，以及整个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浓厚的组织性，都是闻所未闻，举世震惊。
　　堵住代表选举漏洞，让贿选不起作用。只有让选举无效，取消当选人的资格，并依法追究所有参与贿选人的责任，才会使人引以为戒，有效遏制贿选之风。
　　然而，对贿选行为进行追责，必须以贿选败露为前提。像衡阳事件这样，如果不是那位送出60多万元的农村基层代表候选人得知落选后当场晕倒，如果不是因为其他事情使贿选败露，就很可能会瞒天过海，贿选得逞。衡阳事件是市人大代表选举省人大代表发生的丑行，而这些候选人既然在省人大代表选举中行贿，就无法排除他们在当选市人大代表乃至区县代表时不同样行贿。而且，这么高比例的候选人和选举人参与贿选，尤其是连选举人外的工作人员也参与进去，贿选过程又表现得那么富有组织性，就充分说明这次贿选事件并不是偶然性的特例，而是该地早就存在甚至大面积存在贿选之风，只不过没像该事件那样暴露出来。
　　贿选本来就具有隐蔽性，很多贿选行为是难以发觉、无从追责的，所以要有效遏制贿选歪风，还需要在责任和惩罚之外想办法，需要从根本上打消候选人的行贿动机。其实，贿选作为选举与民主进程中的一个伴生物，国外有成熟的治理经验，即扩大选举人范围，使选举人多得没办法贿选。像衡阳事件这样，如果不是由500多名市人大代表选举省人大代表，而是由50万、100万衡阳人民选举，贿选不仅像瞎子摸象那样非常盲目，即使向500人、1000人行贿也不管用，也就没有人白扔钱进行贿选了。而且，根据人民主权原理，代表的层级越多代表性就越差，在人民有条件行使选举权的情况下，是没理由让代表们代为行使的。
　　可见，衡阳事件也暴露出了选举机制方面的问题，在进行严格追责之外，也应从制度方面进行审视，由此改进不合理的选举机制，及时补上制度漏洞。我们从上世纪50年代就实行选举，选举制度也应该与时俱进，希望衡阳事件能成为促进直选制度进步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