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崛起:世界第一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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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武至宣德年间郑和七下西洋后，逐渐连通了中原与全世界的交流，发展到嘉靖时期，海外贸易得到空前发展，世界各地物资交流异常频繁，沿海经济十分发达，涌现出了很多海外冒险投机致富的商人，在中国最早的资本主义己经逐渐出现萌芽。
         嘉靖登基初期，开始改变自正统以来形成的内监当政的局面，将权力渐渐转移向内阁。在内阁首辅张璁的辅助下大刀阔斧推行了改革，清理勋戚庄田、罢天下镇守中官、改革科举制度、革除外戚世封等，内容广泛，成效显著。所以获得很多赞美之声，社会得到很大的改善和发展，出现了难得的繁荣和发展。《昭代典则》称：“张孚敬奏革各省镇守内臣及清勘皇亲庄田，土官得行其志，黎庶得安其寝，天下鼓舞若更生，其功万世不可泯也。”
        因为初期社会发展的良好态势，明朝开始逐步拥有比较发达的经济。嘉靖也如同历史上所有权势倾天的皇帝一样，把长生不老作为最重要的事情，听信道士邪说，在宫中祭天拜地，施行道法，采阴补阳。居然在嘉靖二十一年，引发十六宫女在夜晚用绳索险些致他丧命的“壬寅宫变”。此事过后，嘉靖虽然惊悚有余，但是并没有改变初衷，继续在西苑设醺炼丹，还不时采购珍木、奇香和珠玉珍宝等。“供亿日增，余藏顿尽”，国库因为嘉靖靡乱的花费日渐恶化，己经不是初期在张璁辅政时期国家中兴的状况。   
        嘉靖二年，宁波发生日使争贡之役。给事中夏言建议罢市舶，厉行海禁。朝廷接受建议，实行海禁。封锁沿海各港口，销毁出海船只，断绝海上交通。但是由于经济贸易发展的需要，沿海被逼出现了倭寇和海商走私，由于朝庭没有加以管理，不时有劫掠物资，杀人越货之事，内陆商家及士匪与他们多有联合。他们势力由小逐渐变大，兴风作浪，根本无法遏制。嘉靖二十七年，浙江巡抚朱纨派兵剿灭倭寇走私贸易集中地双屿港，倭寇失去贸易地之后，反而横空在沿海各地疯狂涌现，他们攻城掠地，杀死无数官兵，明朝政府竞然难以抵挡，倭寇突然成了明朝的重大问题。倭寇首领是徽州出身的海商王直，他“要挟官府，开港通市”，提出“废除禁海令”。他本人则希望以日本人的身份，和明朝开展“边贸”。
       北方的首领蒙古俺答，也在嘉靖初崭露头角，配合其长兄吉囊数征北方兀良哈和青海的卫部特（见瓦剌）等部。后来吉囊死后，俺答势力更加强大，他控制了蒙古右翼地区，并且将蒙古察哈尔宗主汗迫迁辽东。甚至在嘉靖二十九年长驱直入，沿途烧杀抢掠，深入北京城，没有人敢于抵挡，俺答向明朝提出的条件也是要求互市。次年明朝迫于俺答威势，开马市于宣府、大同等地，旋因闭市而战事复开。
        “南倭北虏”一时间成为影响明朝政权的问题，对于越来越糟糕的政治形势，时任首辅的严蒿不仅没有向嘉靖提出任何规谏和改革方案，而且推波助澜，使局势向更乱、更糟的方向发展。在他看来，皇帝可以为所欲为，不应受任何制约，臣下对皇帝只能顺水推舟，唯命是从，讨得皇帝的恩宠。这样就可以有权有势，人们都要仰其鼻息行事。至于国家百姓如何，似乎都可以不问不闻。嘉靖皇帝特別爱好青词(青词又称绿章，是道教举行斋醮时献给上天的奏章祝文)。靠青词得到嘉靖庞爱升为首辅的严蒿，一直将主要精力放在研究青词上。就是在嘉靖二十九年，俺答攻进北京城，情况非常危机的情况下，严蒿也能够若无其事，对这样火烧眉毛一样的重大情况完全置之不理，仍专心致志地大写青词。左谕德赵贞吉提出抗敌之策，在奉敕谕军之前去谒见严嵩时，严嵩竟以撰写青词为理由，不见他的面。幸亏俺答还没有成气候，也不如后来的努尔哈赤因为跟随李成梁学习用人用兵之道，抓住机会，击灭明朝。
       严蒿从嘉靖二十年后开始掌政，当道二十年之久，对于倭寇的逐步发展和蒙古的崛起，他毫无建树良策， 朝庭其实逐步处于极端危险的地步，严蒿亳不理会，仍然在内阁与他人玩弄残酷的争权夺利游戏，压制贤能之辈。偏偏嘉靖也是个奇葩皇帝，在用人方面“忽智忽愚”、“忽功忽罪”，功臣、直臣多遭杀害、贬黜。尤其是受“壬寅宫变”的事件之后，嘉靖更加珍惜生命，日渐腐朽，不仅滥用民力大事营建，而且迷信方士，尊尚道教。一心修玄，日求长生，不问朝政，严嵩正好趁此时期大权独揽，“凡文武迁擢，不论可否，但衡金之多寡而畀之，”他公开卖爵鬻官，“文武将吏，争输货其门，颠倒功罪，牵制兵机，纪律大乖，将吏人人解体，征兵半天下，贼寇愈炽。”致使吏治败坏，边事废弛。
         但是，那些在严蒿的荒政领导下的臣子并非都是无能之辈，地方文官因为抗倭变成武官，以谭纶，王崇古，方逢时等人尤为优秀。
         谭纶在嘉靖二十二年（1543）中举，二十七年，授南京兵部郎中。正好倭寇侵犯南京城，多数官员惊慌失措，将士“怯懦不前”。谭纶独自征集五百壮士，击退倭贼，名声大振。二十九年，谭纶受命台州知府。他亲自招募乡兵上千人，“教以荆楚剑法及方圆行阵”，严格训练，成为劲旅。谭纶率领这支劲旅多次有力打击倭寇。一路被朝庭委以更大重任，戚继光，俞大猷等均与他联合，转战于江浙沿海，屡战皆捷，至嘉靖四十年，浙江倭患得以平息。倭寇逃往福建，广东沿海，谭纶改任福建参政，继续追踪打击倭寇。
        王崇古本来是晋商富豪王瑶的第三个儿子，嘉靖三十四年任常镇(今江苏常州)兵备副使，随后在夏港(今江阴西)、靖江同俞大猷打倭寇一路追击至海上，最后在海上将倭寇彻底剿灭干净，因功得以升至陕西按察使。嘉靖四十三年，升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宁夏。
       方逢时是个诗书俱佳的文人才子，有即兴赋诗的嗜好，由地方由县令开始，颇有政绩，是个典型的文官。从嘉靖四十一年任广东兵备副使之后，与俞大猷，刘显，戚继光在沿海抗倭十分得力。他成功的运用计谋，分离山贼和倭寇的合作，反用山贼抗倭，最后成功的将贼倭同时剿灭，使倭寇失去立足之根，损失惨重，逐成强弩之未，不成气候。
         到了隆庆元年，福建巡抚涂泽民希望“除贩夷之律"，为海上贸易开启绿灯，允许船商巨贾“准贩东西二洋”货物，被新登基的隆庆皇帝批准了。从此，沿海贸易有了合法的交易地点和方式，为了可以海外贸易为目的而产生的倭寇大动乱，就基本上自行消除了。
      在朝中，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内阁次辅徐阶一直与严蒿虚与伪蛇，忍隐不发。在嘉靖四十一年，终于寻得机会，徐阶利用嘉靖迷信道教，把以善于扶乩闻名于燕京的山东道士蓝道行，介绍给嘉靖，一日蓝道行在扶乩时称“今日有奸臣奏事”，刚好严嵩路过，这之后嘉靖对严嵩父子日久生厌。作恶多端的严氏父子最终得到了报应，他们的权势被蓝道行的几句话推倒而失势惨死。徐阶得以担当首辅重任，他的学生张居正也正式登上政治舞台，开始了他惊天动地的改革。
        隆庆初年，张居正提出“整饬吏治，富国强兵。”的策略，在张居正的努力下，先后将抗倭名将谭纶、戚继光、王崇古、方逢时调往北边。谭纶镇任蓟辽保定总督后，他把戚继光的精兵强将部队调往镇守蓟州、永平、山海关等京师之地。
        隆庆四年，王崇古任宣大总督。在张居正的指引下，对当时边关怯战冒功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整顿，制定了严格的奖罚政策。边关军风一时间焕然一新，土气大振。明代著名的哲学家、军事家和政治家王守仁曾分析道：“大明虽大，最为紧要之地四处而已，若此四地失守，大明必亡。”他所指的这四个地方，就是宣府、大同、蓟州、辽东，均是明代边界。尤其是宣大面对的是蒙古最强部落俺达，由于责任重大，宣大总督都是最核心人物担当。
        方逢时因为在抗倭中尤为突出的优秀表现，被委任的责任就更加重大。隆庆元年，最先被移调到北方巡抚辽东，隆庆四年，被任用到直接与蒙古最猛部落俺答面对面的大同任巡抚，此职也是在“征虏”中最凶险、最重要的职位，一般选用最有能力的人担当。
          张居正对王崇古、方逢时等人的任用尤其关键。面对俺答咄咄逼人的气势，朝庭必须使用那种真正有非常之能力的人才能抵挡。在这一问题上，首辅高拱和张居正有共同的认识。
        王崇古和方逢时作为同科进士，同时也是直接上下级关系，均是抗倭功臣，合作起来得心应手。王崇古本是晋商豪门后代，对商业十分精明，非常了解蒙古多次劫掠中原物资，是因为物资的过度缺乏，多次要求互市未果才引发战争。         
          王祟古有个外甥张四维，是晋商豪门张允龄之后、张四维不仅擅长文辞，明习时事，而且风流脱洒，才智过人。张四维之子张定征的岳祖父就是兵部尚书杨博，杨博、王祟古二人久守边陲，善谈兵事，受其影响，张四维也熟知边防事务，为首辅高拱所器重。高拱掌管吏部，于隆庆三年（1569）破格提拔他为翰林院学士，升任吏部右侍郎，参与朝政。张四维舅甥一个在外掌握重兵，一个在京担任重臣，内外呼应。张王家族势力很大，张四维的祖姑父沈廷珍，也是“南帆扬越，西历关陇”的大商人。张四维二弟张四端妻李氏，其祖父李季曾在“兖豫之间从商”。张四维五弟张四象，前妻王氏、续妻范氏均为商人之女，范氏祖父范世逵是著名盐商。张四维之女嫁内阁大臣马自强之子马悙，而马自强之弟马自修又是陕西的大商人。王崇古长姐所嫁侨居蒲州的沈家，也是几代为商。张四维和王崇古家族，他们之间的关系盘根缠枝，错综复杂，是在官场和商场均有极大势力的官商集团。
       方逢时也是家资富有的后人，在他幼年时，其父己购得嘉鱼县城房屋过半，两个人都有共同的处世理念。对于蒙古永不停止的侵扰中原的原因，他和王崇古看法一致。方逢时虽然和明朝当时第一勇士马芳的合作，成功的多次给予势头凶猛的俺答非常惨重的打击，可是蒙古因为生存的需要，无论胜败，都要再战，所以战争胜利并不能从根底遏制战争。
         同年十月，正好俺答孙子把汉那吉投降，方逢时“首谋受纳以承天休而纾边祸”。立刻自作主张热情接待，并且对总督王崇古说:“此奇货也，机不可失。”王崇古自然心领神会 。 一个汉蒙和平的契机被两人成功的抓住，王崇古和方逢时同时向朝庭上奏：“庶虏中得衣食之急用，斯可永绝盗心，而客商岁得虏货之利，将源源自至，防范既严而通夷之夙弊可革，交易既广，而不均之骚扰可免矣。” 说明蒙古与中原战争是因为需求物资，提出了解决改善蒙汉关系的上、中、下三策，其上策就是“若俺答不忘，来边索取，则明行晓告，许其生还，谕以祸福，令将板升叛逆贼首赵全等生擒，解送被掠人口，悉放南还，然后优加给赏，以礼送还。一以阴中其老牛舐犊之私，一以潜夺其凶顽啖噬之气。彼虽愚昧，宁不知恩，昔逋獍枭，亦获正法，策之上。”的蒙汉友好合作策略，朝庭立刻分为两派，宣大巡按姚继可发难异议,并弹劾主事者方逢时,高拱在《覆宣大巡按姚继可论巡抚方逢时等疏》中明确反驳了姚继可的观点，获得张居正，杨博，张四维等人的一致支持。
         张居正在《与方金湖制俺酋款贡事》中说:“今秋边事，公功最多。”张居正明确告知朝廷对宣大巡按姚继可弹劾方逢时的态度,“彼虽有言,庙议已决,无足恤也。”安慰王崇古和方逢时“处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建非常之功，需非常之人。”使他们放心办事，高拱和张居正还授予王崇古，方逢时以“相机行之”的权力。
        张居正《答王鉴川计贡市利害》中,用犀利的语言抨击反对封贡的大臣,说“封贡事乃制虏安边大机大略,时人以媢嫉之心,持庸众之议,计目前之害,忘久远之利,遂欲摇乱而阻坏之,国家以高爵厚禄畜养此辈,真犬马之不如也。”从正面阐述了今之封贡与汉之和亲、宋之献纳不同,今日之互市与嘉靖时的马市也不同。提出互市有五利:一是有利于边镇安定;二是节省军费开支,蓄养军民,发展生产;三是通过俺答臣服,东制土蛮,西制吉能;四是收降纳叛,招板升背华之人;五是利用俺答家庭内部纷争,进一步牵制俺答。   
        陪伴隆庆身边的内阁成员张四维把王崇古在隆庆和议的内容，加上自己的意见，及时透露给隆庆皇帝，其作用也极为为关键。清朝黄景评曰:“俺答款贡成,内倚辅臣,外藉督府,却妙出一张蒲州四维得新郑(高拱)、江陵(张居正)欢。而于王崇古甥也,往来邮致,完此钜功……天意乎?”借着张四维和首辅高拱，方逢时同乡内阁次辅张居正，兵部尚书杨博之力。朝庭的主和力量占了上风，俺答正求之不得，在蒙汉共同利益的驱驶下，缔结了影响后来中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隆庆和议”。
      “隆庆和议”蒙汉互市后，接任宣大总督的方逢时和俺答关系特别好，他向俺答派送翻译人员，还有佛像、番经、番僧,帮助俺答净化心灵。朝庭怕蒙古用铁铸造兵器，方逢时用旧铁换新铁的方法，帮助蒙古获取铁锅、农器等实际事务。使蒙汉关系达到到了亲如一家的程度，互市物资贸易交流空前繁荣，从中原内陆腹地直至边境互市，引发无数人勇闯世界，改变命运，互市上来自中原及世界各地琳琅满目的商品，己经无异于沿海江南富裕的地方。
       万历年，张居正担任首辅掌握国政，改革赋税与官吏升迁制度。推行一条鞭法，实行“以厚商而利农”的主张，扭转明朝“神运鬼输，亦难为谋”的财政危机，南北海陆互市的高度开放，把地大物博的中国领土上的先进产品和技术带向全世界的角角落落，更让当时落后的欧州人眼花缭乱，叹为神奇，他们称中国是像天堂一样美好的东方神秘国度。中国产品令全世界疯狂，吸引世界各地冒险家蜂涌而至，中国产品垄断了世界上绝大部分的贸易，技术，科学无一不遥遥领先。大明王朝因此成为第一个影响遍及世界的高度发达，开放的资本主义萌芽国家。随后由欧州发动的，代表资本主义起盟的，可怜的世界工业革命整整晚了中国明朝一个半世纪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