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你有关的幸福

白薇

　　住宅小区的门口有一对卖水果的夫妻，两个竹筐支起一方木板，上面的色彩随着季节变化。秋深时，小摊上的葡萄乌紫如玛瑙，女小贩笑得像裂嘴石榴：“多买点吧，快过季了，再吃要等明年了。”男小贩瞟一眼老婆，显然不喜欢她的虚假广告，仰起脸认真地对我说：“有得买，冷库存得多了，啥时候都买得到。”
　　年底单位攒了不少废纸旧报，有一个叫徐茂兵的红脸汉子上门收购。他和老伴两个人手脚麻利地把纸箱、废纸一捆捆整齐地码在旧货车上，再操起扫帚墩布把积了一年尘土的库房打扫得清清爽爽。第二天结账，他居然带来一页清单，写着收购各类废品的数量、单价和总价，落款处是一个大红图章——茂兵物资回收公司。面对我们由衷的夸赞，他颇为自得地挺挺胸膛，“那当然，我这是规范化的工作。”
　　想订本地的当日奶，打了电话，一个中年人上门收费，说送一个奶箱，他给钉在走廊的墙上。不一会儿门铃又响了，从猫眼望出去，还是那个送奶工，“还有事吗？”“我带来两个奶箱，您选前开门的还是侧开门的？”
　　这个春天接连几场好雪，放眼皆白。街上的汽车如蜗牛爬行，有人抱怨塞车，有人嫌泥污了春装。天没亮透，小区那个看车子的女人就在雪雾里奋力扫出一条道路。远远看见我，那红扑扑的笑脸像大丽花一样绽开：“这雪好哇，老家今年不会再旱了!”
　　粗简的衣着，粗糙的肌肤，几乎每天我都会与他或他们相遇，默默无闻却又不可或缺，他们构成了这个城市的底色。
　　渐渐往来间，我知道他们过着比平凡更艰涩的生活——卖水果的两口子已经好几年没回四川老家了；徐茂兵的公司只有他和老伴两个人；那个送奶工的儿子考上了一所三本学校，每年要交上万元学费；看车子的女人想攒钱给男人看病……可是他们的脸上看不到太多愁苦的痕迹，展露却的是温厚、淳朴、甚至还有些自得其乐的笑容。他们不关心金融危机，只知道猪肉和米面的价格；他们不关心医改方案，送奶工说：“我受凉了就喝开水，一暖壶热水下去，撒几泡尿就好了”；他们更不关心黄金周的取留，卖水果的小贩歇了好几天，一问说老家来人了，带他们去了赐儿山、鱼儿山、小白山……像树叶、青草、尘沙，这些被淹没在城市角落里的人们啊，每当和他们相遇，我总是禁不住深深地注视——他们来自或远或近的乡村，怀揣着或大或小的梦想，虽然城市给与他们的表情大多是单调甚至冷漠的，但他们依然用温和、朴拙和感恩的表情回应着这个城市。
　　我们的城市看到了他们的表情吗？小区打扫卫生的妇人每个黎明弯着腰擦净楼梯边上镶嵌的瓷砖；锅炉房的开水两毛五一壶，早晨放下的空暖瓶下班时都是满满的；给单位的临时工几件旧衣服，夏天的办公桌上就放了一袋散着清香的嫩玉米……那些弯曲却并不委琐的身影，有人叫他们农民工，有人叫他们外来务工人员。我觉得他们依然是玉米和高粱，根须紧紧地攥着土地，用内心的温和与坚强给这个钢筋水泥的丛林带来了潮润的呼吸。
　　他们比我们少些什么？声色犬马灯红酒绿，他们把所有的化妆品都叫做“擦脸油”，他们皴裂的手指不会端起一杯卡布奇诺，尊贵、优雅、时尚、浪漫……这些都市的流行词不属于他们。我们又比他们多些什么？官场上的尔虞我诈、职场上的勾心斗角、情场上的貌合神离，在寂寞中张望，在焦躁中抑郁。已经有朋友英年猝离，熙熙攘攘的长路上，是哪一根稻草压倒了骆驼？
　　幸福的指数由谁算计？美国心理学家塞利格曼曾表述过这样一道公式：幸福指数=先天遗传素质+后天环境+自己能够控制的心理力量。当先天素质不可逆转，当后天环境不可改变，我们能够控制的只有自己的心灵。我们是否能够像他们一样，承担重负，忍受疼痛，用温厚、淳朴，甚至还有些自得其乐的笑容宽容地面对这个世界。
　　喜欢央视的主持人敬一丹，不仅因为她大气亲和的主持风格。在一次访谈中，当被问及新年愿望时，这位眼角已经有了鱼尾纹的女子沉吟片刻说：“希望我们遇到那些外来务工人员的时候，能够给他们一个温暖的眼神。”电视画面的背景是新笋一样节节拔高的楼群，看不清蚂蚁一样劳作的人们，但我听到那清晰的砸夯声像城市的心跳。
　　我想说：我们的眼神不仅应该是温暖的，更应该是充满尊敬和感激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够独自行走，我们的幸福与他们相连，他们的幸福和我们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