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口：想说爱你不容易（李林）

张垣文学

一座很经典、很有历史厚度的城市

　　张家口位于北京西北部，离北京直线距离只有180多公里，和无锡到上海差不多，若是乘上“高客”赶的紧些，最多3个小时就到了京城。论人口和区域，张家口也算得上北京周边一个中等型城市；论经济发达程度和知名度，却难以和“小上海”无锡相比，甚至还不如仅一字之差的“张家界”或“张家港”。
　　“张家口在哪里？那也是一座城市吗？听起来好象是一个关口吧？”我在苏州打工时，曾有一个姑娘操着吴侬软语这样问我。
　　从地理概念上讲，张家口的确是险要雄关。远古属北方部落游牧区域，商、周为幽州辖地，战国为燕国北境，一片荒蛮，至明朝始筑城堡才形成城市的雏型。这座被群山环抱的城市，明长城蜿蜒北上，一道雄关扼守山峡，雄关上至今还遗留着清朝最后一个都统张之江的墨迹。清朝的月色中，精明的晋商们赶着他们的骆驼和勒勒车，驮着青盐、布匹、丝绸和茶砖，从张垣雄关大镜门出发，沿着张库（库伦）古道，漫漫西行，经乌兰巴托直达冰天雪地的莫斯科。如今，这条被史称为“北方丝绸之路”的商道早已在悠悠旧岁中星辰般雕谢了，而那霜晨月下的声声驼铃，却给精明的晋商们带来富甲天下的财富和美誉。
　　作为一个在外打工多年的张家口人，这样夸“生于斯”的故土，似乎有些“王婆卖瓜”。但是，山城昨日的辉煌很难让人割舍眷顾的目光。直到宣统元年，詹天佑修筑的京张铁路拉响中国铁路史上第一声嘹亮的汽笛，随之而来的是这座京西名城连接京津、西北、晋蒙交通要冲繁花一现的“旱码头”大商埠盛景……
　　近代史上，张家口还是一座经典的红色革命历史名城。单不说上世纪初中共先驱李大钊、何孟雄、邓中夏先后来发动“工运”，建立京绥铁路第一个党支部。毛泽东的同乡，大诗人肖三，早在1925年就来这座山城当第一任市委书记。也不说抗战那阵儿，爱国将领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挥戈察东。只说张家口经历过两次解放，这在中国城市革命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第一次解放时，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军区司令部、边区政府都在这里安营扎寨；艾青、丁玲、萧军、邓拓、郭兰英，这些红色文化名人纷纷从延安的土窑洞，搬到这个解放区最大的城市。人们打着腰鼓、扭着秧歌，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忆起当年情景，健在的老人们说：“当时的光景真是红火煞个人哩！”
　　在这里我还想多磨叨几句。就连统治了中国20多年的老蒋，也对这块土地有着特殊的“感情”。这个爱骂“娘希匹”的宁波人从没到过张家口，他表达“感情”的方式是：命令11战区孙连仲部和12战区傅作义部，从南口、怀柔、集宁、丰镇东西方向合击张家口。1946年10月11日，当傅作义率部“攻陷张垣”告捷电传到南京时，一向谨慎的蒋委员长，当天下午  下令召开“国民大会”。3天后，在这个遭世人唾骂的“伪国大”上，圆了他的总统梦。两年后，冀察部队和进关的“四野”在新保安全歼增援张垣守军的35军，这只王牌军被歼，彻底击碎了傅作义率60大军南逃的残梦，也正式拉开了平津战役的序曲……
　　行文至此，喜欢读“城市打工地理”的读者，一定讨厌我在这里“臭白话”，“掉书袋”了。也许，他们会问：“你在这里胡侃了半天，你们的城市为什么还那么落后？连一点知名度也没有呢？”
　　我的脸红了。我该怎么说呢？评价一座城市并不能只从她的经济发达上衡量，具有浓郁地域文化特色才是其可持续发展的蕴含和魂魄。张家口虽背靠膘悍的蒙古高原，却没有科尔沁、阿拉善草原那样的气魄和马背民族的强壮，更缺乏黄土地“大漠孤烟直”的雄浑与黑土地“棒打狍子瓢捞鱼”的粗犷；说她纤巧灵秀，又没有吴越江南乌檐粉墙“小桥流水人家”的温婉与俏丽。一座城市没有自己的特色，抑或不伦不类介乎于两种文化氛围之间，那是再糟糕不过的事情了。我的意思是说，塞外边城张家口，既难寻像西安、南京、杭州那样三朝京畿六国古都的繁花旧梦；也没有像广州、深圳、大连那样五光十色的都市气息。况且，这里属大陆风气候，春秋刮大风，冬季寒冷漫长，有一条大清河南北走向贯穿城区，却常年枯水，袒露着白花花的河床。山寒水瘦，注定给这座城市带来模式化的苍茫和料峭。
　　客观地说，张家口地处京师门户，地势险要，历来为兵家攻防重镇。解放后作为“反修”（前苏联）前哨长期壁垒森严，这也延缓了她对外开放的脚步。1995年，张市才宣布对外开放，距中国城市改革开放晚了十多年，也就是说，当那位可敬的老人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的时候，张家口还没有吹响开放开发的号角。
　　经济的滞后制约着这座历史名城的发展。没有梧桐树，哪来得土凤凰？至今来此地做生意的，大多是从浙北、黔南一带穷乡僻壤来卖眼镜的、打家具和当裁缝的小商贩，偶尔街头还游走着一些红衣绿裤的福建卖茶女。来此打工的基本上是山城周边十几个贫困县的农民，还有一些山西、内蒙和河北保定来的民工，他们主要从事建筑、市政、拆迁、运输、餐饮服务等行当。夏夜，这些灰头土脸的民工在大排档喝酒或在街头卡拉OK嚎唱，给这座古板的贫民化的城市凭添了不少愉悦和活力。

这里的打工妹敢称“爷”

　　常言说人杰地灵。相传明朝张家口筑城堡时，因守门人姓张而得名，又传说这家伙生性愚憨，冲走了宝地灵气，只给后辈留下“莜面、山药（土豆）、大皮袄”这三样赖以生存的物件。这传说多少有些苦涩和不恭，却描绘出这一方水土的封闭状态。但我仍然会叹息，我们的先人过份的不精致，才留下这样一些不精致的地名：南城壕、黑石坝、老缸房巷……
　　我在外打工多年，走过不少城市，总的感觉是，人家的城市都是先修路后盖房。张家口却是先盖房后修路，在城市布局上毫无章法。老城区改造总赶不上城市发展的速度，地窄人稠，总给人一种灰头土脸，走进一座大村庄的感觉。
　　一座石桥横跨在大清河上，取名叫清水桥，桥下却没有波光粼粼的水影。每天，清水桥边的护栏和马路牙子上，蹲满了找零活儿干的打工人，他们举着纸糊的牌子推销自己的手艺，其中大多是泥瓦匠和抹灰工，还有一些铺地板砖和粉刷房子的。在毒辣辣的日头下，他们焦灼的目光如乞讨一般，可是前来找他们干活的人却不多。他们也深知自己是出色的建筑工，亮亮手里的家什就知道，这座城市很多建筑都有他们干出的漂亮活儿，正是这些风格迥异的建筑支撑或分割着头顶酷热的苍穹。可是，他们追求生存的目光还是不能从容镇定起来。据悉，盘据在这座城市的建筑队伍就不下30万之众，这还不算那些来路不明“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土包工队。趋于饱合的建筑业供大于求已成为一种社会现象。难怪市民们惊呼：就是每家垒一个鸡窝，也用不了这么多操瓦刀打工的人哪！
　　在我打工的张家口晚报社附近，有一个摩托车修理店，店主是个女的，山西人。经过攀谈，她说她已经来了十多年，丈夫在一个乡党的包工队里打工，她开修理店。我问她去过别的地方吗？她说去过，但一比较，还是这里的钱好赚。我问她为什么？她一笑说，你们张家口人老实、厚道呀！
　　我却无言了。我不知道她是褒张家口人，还是贬张家口人？
　　但张家口人的憨厚却是土生土长的，或者说是来自骨子眼里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譬如说，这里的风很大、很硬，阳光很毒，女人嫩生生的脸上都有大风和烈日馈赠的“红二团”；这里的土豆也大得出奇，尤其是那灰呼呼的莜面和黄灿灿的油炸糕，吃下肚既筋道又耐饿，当地的俗话说“十里的莜面，二十里的糕”，但这好吃又粗糙的食物，只有在这里才能蒸熟，因为这里的水硬，碱性大。而到了一马平川的北京就蒸不熟了，到了山温水软的江南或柳绿花红的广东已不是人吃的东西了。
　　张家口北边的几个县位于海拔两千多米的坝上高原，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寒冷气候，造就出这里人们独特而豪爽的性格。他们管到张家口打工，说成“下口谋营生”。他们那里的女人也像男爷们一样善饮60多度的草原烈酒“闷倒驴”。那天，我看见两个在皮毛厂打工的坝上女子在厂门口吵架，一个竟恶生生地吼：“你惹烦了爷，看爷不活撇了你！”
　　爷，这个透着男人气的称谓，只有张家口的女人才敢在大街上吼将出来。
　　这些从坝上出来打工的女人，经过劳动的锻炼和风雨的洗礼，呈现出一种蓬勃、健康、阳光般灿烂的美丽，要比河北省南部地区的女人漂亮多了。那年夏天，我去找“三驾马车”之一的作家谈歌，在他住的古城保定硬是没见到一个漂亮些的女子。我和谈歌说了，谈歌不信。那个炎热的连树叶都不动的下午，我们坐在“莲池”附近的一个路口，直等到路灯亮了，还真是没见到一个比张家口女子漂亮的保定女子。
　　每到夏日的夜晚，山城的街头都游走着很多民工模样的汉子。他们有的已经在这座城市打工多年。一个人几年如一日周而复始从事一项工作是枯燥的，况且这工作又苦又累，一踏上脚手架就要弯腰曲背连续重复几千个垒筑动作。工余，便是漫漫长夜寂寞难耐，精力过剩的他们在异乡的街头闲逛、喝啤酒、看录像、打台球、嚎唱卡拉OK。那晚，我在街头听到一条打工的汉子野野地唱：“头一回回眸你你不在，你爹打了俺两烟袋……”“山个梁梁上走了的那是一个谁？那是俺想死个人的小二妹妹……”听惯了软绵绵的港台歌曲，我的心一下就被这苍凉的“二人台”梆子腔抓走了。
　　后来，一个平常的早晨，那个嚎唱山调的康保县李家地乡来的汉子，和他两个伙伴冲出工地去一处民宅救火，大火被扑灭后，房主没有感谢他们，工头却因他们私自外出辞退了他们。后来，我去采访他们，那个嚎唱山调的汉子哑哑地说：“俺们进城打工，却被城里的人瞧不起。可是，俺们何曾不想做一回英雄？俺们也是一群爷们啊！”
　　在这个失去英雄又渴望英雄的年代,这些民工的英雄梦，也能成为镌刻在我们这座城市人心头的丰碑吗？

金窝窝，银窝窝、离不这里的土窝窝

　　按照“任何事物都具有二重性”，辩证地说，张家口冬天风大天冷，但夏天还是凉爽宜人的。昼夜温差大，酷暑七八月气温平均也只有22.3度，比秦皇岛低5度，比避暑山庄承德还低两度呢。1982年夏天，从广东梅州出来革命的叶剑英元帅来张家口视察时，说“张家口的夏天好，凉快！”
　　于是，近年来，每到炎热的夏天，北京文艺圈都会组团到张家口来举办“心连心塞北行”演出。去年，程前随团来张时，问一个当地人“张家口有什么特色”，那人却用当地土语答：“闹不机密”。后来在演出中，程前借着每次串场主持节目的空儿，都贫了吧叽地操着刚学会的当地土语，说上几个“闹不机密”，直到演出结束时，他也没弄清“闹不机密”是怎么个“闹不机密”。
　　张家口的确有很多连我这个本地人也“闹不机密”的事儿。其中有一件就是，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国企改制深入，有几十万企业职工下岗，而这些下岗工人宁肯为生活忧愁、烦恼，宁肯挤在一堆儿争食、受穷，也不愿走出山城，去开拓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外面的世界那么精彩，为什么他们却不愿去相对发达的地区搏一搏呢？
　　那天，我倍同一位打工作家去吃本地风味的莜面鱼儿，那位作家蘸着羊肉臊子吃了三笼。边夸好吃，边感叹，凭店老板的手艺，出去一定能发大财。店老板却说：“虽然生意清淡，挣不了多少，但也能维持。出去两眼一抹黑，谁也不认识谁，没个帮靠，让人家骗上一股，连家也回不来了。”
　　作家叹息。其实，店老板的说法代表着相当一部份张家口人的生活态度：金窝窝，银窝窝，不如咱的土窝窝。
　　我望着街道两旁一家挨一家生意清淡的店铺，心情不由地沉重起来。在挤满各类摊点的一条小街上，一位下岗女工向我感叹生意难做。我劝她出去闯闯，比如到北京或天津去打工。她马上惊了脸，正色道：“那怎么行，外面乱哄哄的，我一个妇道人家，让人贩子拐走了咋办？”
　　我怔了一下，不好再说什么。因为我知道在不远处有一个重庆人开得小笼包子铺，清一色的少男少女，他们一边蒸着喷香的包子，一边开着“龟儿子”的玩笑；还有那些卖眼镜和钉鞋的浙江女人；那些挑着担儿，穿着奇装异服的福建卖茶女们，她们同样天生丽质，难道就不怕被拐骗了吗？
　　必要的警惕性当然要有的，但也不要因此就不敢出门了。那年秋天，我在北京打工时认识一个摊煎饼的湖北佬，他的煎饼摊得很一般，但买的人却排起了长队。湖北佬告诉我，他的手艺还是跟张家口人学的呢。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们的手艺让别人学去了，而在京城的大街小巷，却不见故乡人摊煎饼的身影……
　　不久前，我和一对来张家口打工无着的恋人聊天，他们来自山城郊区的农村，眼下，在马路市场上卖碎肉和鸡骨架，生意很不好。我问男青年想不想出去打工赚钱？他说咋不想，回头又征询地看着他的女友。女友说：“好出门不如赖在家，穷点怕什么，最主要的是我们能在一起，这就足够了。”她说着很温情地看着她的男友，一副患难与共的神情。
　　不知为什么，我并没有被他们的真情感动。因为我在这之前还采访过一对温州籍的年轻夫妇。他们的哥嫂曾给我打过一张床。哥嫂挣足了钱回去后，他们又来接班在一家安徽人开的面包铺打工。我用同样的问题问那位年轻的妻子，她笑笑说：“这还用说吗？他要是不出去，我还不嫁给他呢。男人嘛，没一点闯劲儿，还叫个男人？”
　　我还能说什么呢？面对眼前这一对比我们瘦小的南方人，我只能汗颜，抑或被震撼。的确，我只能承认这就是差异，心理和观念上的差异，说白了，就是我们面对现实所缺乏的一种精神和胆气。我很难说清市民心理上的差异是否可以检验一座城市的开放程度，但我面对这座群山环抱的城市，的确感到迎面而来的风已受到大山的阻挡，远没有来自平原上的风那么从容、奔放。
　　记得那年我拎着空空的行囊回到故乡，而山城那座留在我记忆深处的大铁桥却被一个外来的官员下令拆除了。据说，这座大铁桥是宋哲元的国民革命军二十九军将士们帮着市民建成的。这是一座具有法国现代艺术风格，能与上海的外白渡桥和天津的金刚桥媲美的桥梁。哀怨的冷雨中，我热泪盈眶。那年，我的父亲没了，我心中的桥也没了。后来，每每想起，我的眼前就会出现一幅画面：白桦林、一个老兵吹着口琴，身边的树墩上，放着他的老枪。这是前苏联一位画家的油画，我这里想说的是，人这一辈子总有一些放不下的东西萦绕心头，正如我对这座尚不如意的城市充满依恋的情绪一样……

　　关于张家口的评价
　　打工宽容指数：五星
　　打工舒适度：二级
　　城市热爱指数：五星
　　打工地理印象色：灰黄色。这是一个经常遭遇沙尘暴突袭的城市，气候变化无常，应了那句谚语：早穿皮袄、午穿纱，抱着火炉吃西瓜。但夏天还是凉爽宜人，很招打工人喜欢。
　　城市形象：骆驼。张家口就像一头骆驼，缓漫而坚韧，向着既定的目标极有耐心地跋涉。这里的日子虽不激越、高亢，但像如歌的行板悠扬的长调，给心烦气躁的城市生活一份安宁和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