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狂草”难啊

我心永恒

    狂草，又称“醉草”或“大草”，含有情感跳跃、奔放激越的意思，是书家在忘我状态下创作出的，迸发、洋溢着强烈笔墨意趣，具有极强的抒情性和艺术境界。有人说：“以宇宙人生的具体为对象，赏玩他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借以窥见自我的、最高的、心灵的反映;化实境而为虚境，创形象以为象征，使人类最高的心灵具体化，肉身化，这就是艺术境界。”综观当今书坛，不管是展览还是一些专业报刊所刊登的作品，行草书一直是“重头戏”，但出类拔萃的草书创作却极为罕见，更不必说个性突出的狂草了。为什么当今书坛不能出现擅长狂草的书家，进而出现像旭素、黄山谷和王铎这样的草书大师呢？
    一、历史上的狂草大师创作胜人之处各有所持
    1.草不失真
    狂草最重视“气”，归结到一点，就是气韵生动，贯穿于整幅作品中，是作者气质和性情的外化。狂草中的线条、布白、章法和结字等完全脱离固定的程式化模式，完全按照书家情感节律随心而生，绝无既定的格式和不变的成法，即便是书家本人也无法再现。但狂怪不是狂草的目标。要狂得自然，狂得和谐，在熟练掌握技巧法度的基础之上达到随心所欲、不逾规矩的至高境界。狂草的基本功在正书，张旭楷书在唐代首屈一指。他在介绍学书经验时说:“妙在执笔，令其圆畅，勿使拘挛;其次识法，须口传手授，勿使无度，所谓笔法也;其次在布置，不慢不越，巧使合宜;其次变通适怀，纵合规矩；其次纸笔精佳。五者备矣，然后能齐古人。”
    2.刻苦勤奋
    怀素《自叙帖》线条飞动，用笔尽为篆籀之法，屈曲盘桓，所谓“天机暗转锋芒里”、“神助留为万世法”。含有精熟功夫的成分在内。据传他一共写了四十几遍，此时他正处于创作高峰期。怀素是以超人的勤奋达到“志在新奇无定则”的高度。
    3.酒神力量
    按照李白和杜甫诗歌记载，旭素二人作书常以墙壁为纸，自由挥洒，却不易保存，但可以推想他们题壁的作品还要颠狂一些。旭素追求的是“孤蓬自振，惊沙坐飞”的境界，情感表现方式已远离“二王”草书的典雅和飘逸。同时代的诗人皆评价认为结缘于“酒”。杜甫作诗赞誉有加:“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唐代许瑶说：“志在新奇无定则，古瘦淋漓半无墨。醉来信手两三行，醒后却书书不得。”草书和酒结缘，酒神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怀素被称为“狂僧”，酒至酣醉放浪，不拘小节，作书不拘笔墨，杨凝式说:“草圣本须因酒发，笔端应解化龙飞。”其实他们并不是真正地醉，而是以酒借醉，突破理性藩篱，消除心中的束缚，尽情发挥，达到从容无碍的创作之境。黄庭坚《山谷文集》中说：“然颠长史、狂僧皆倚酒而通神入妙，余不饮酒，忽五十年，虽欲善其事，而器不利，行笔处时时蹇蹶，遂不复得如醉时书也。”
    4.禅意追求
    与旭素观自然万象获得草书创作妙悟一样，黄庭坚也从自然造化中悟得真知:“及来僰道，舟中观长年荡桨，群丁拨棹，乃觉少进，意之所到，辄能用笔。”黄庭坚强调的执笔要旨是“掌实指虚，以无名指倚笔则有力”，以保证书法线条要有苍古润秀的篆隶意趣。黄氏运笔注重迟涩之法，这是其草书一般难以深入的关键点。线条有独特的执笔要求和运笔方式，动似惊蛇走虺、意态超凡，字势万变，静时显得安详缓纵、刚柔相济，内涵潜质，线条变化异常丰富。与旭素有极大的不同，极少一贯到底，甚至在一字之中也是多处断开，节奏感强，形成笔断意连的奇效，许多连笔多为实笔相连，行笔从容不迫，情感表现更加内蕴，有“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境界，字里行间高情逸志直迈前贤，开一代新风。自五代以来，书法深受禅理影响，书法出现新的审美理想追求。清笪重光《书筏》中说：“涪翁精于禅悦，发为笔墨，如散僧入圣，无裘马轻肥之气。”
    5.唯见神采
    徐渭草书虽然在创作形态上异于常态，实质上与其他书家一样，同样有从继承到创造的过程。曾自云:“渭素喜小楷，颇学钟王。”初以“二王”为宗，同时对宋四家，甚至是赵孟兆页和王宠等都有取法，更多地受张旭、怀素和同时代祝允明的影响。徐渭草书面目多变善变，得益于他汲纳百家的磨砺，是其不朽的艺术天赋和过人创造力的体现，正所谓“深识书者，不见字形，唯见神采”。与王铎同时代的傅山在创作上也注重气韵和神采的发挥，但是相对来说，介于徐渭和王铎之间，放弃对于技法的完全依赖，表现出强烈的气势要求。
    6.技法创造
    王铎一生吃着“二王”法帖，在总结前人技法的基础上，空间分割变化和墨色应用手法更加繁复，整体形式上产生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效果。在王铎手中，草书表现力更加丰富。字形或正或攲，或断或连，跌宕多姿，一切变化随机赋形。王铎自言:“每书当于谭兵说剑，时或不平感慨，十指下发出意气，辄有椎晋鄙之快。”这种理想境界在他超长立轴中得到充分展示，“吾书学之四十年，颇有所来者，必有深于爱吾书者。不知者则谓为高闲、张旭、怀素野道，吾不服不服，不服！”在他的狂草作品中，找不到等分的行距，垂直或平行的线条，左右疏密变化无常，让人难以确认其中规律，每一幅都有创造，被吴昌硕推崇为“神笔”。
    二、历代草书发展递进演变脉络示意图
    笔者通过右下图表将唐张旭至当代草书大家之间的继承递进关系直观地表现出来。箭头所指示的方向即表示顺延关系。需要说明的是，徐渭是狂草大家，但他的创作是激情式的，乃一个案，无法复制，所以基本上没有继承者，不列在图中。董其昌并非以狂草名世，但是他偶尔为之的草书创作却与他的行书一样，深明禅理，独标一格。如他所临怀素《自叙帖》，原帖的那种精熟振迅、风驰电掣的意境变得云淡风轻，有不食人间烟火的气象，符合他在《画禅室随笔》中所提出的“书道只在巧妙二字，拙则直率而无画境矣”，消失了“狂狷”，铅华洗尽、返璞归真。此举为后世林散之效法，对比林氏草书线条，时见香翁临《自叙帖》之意。从图中可以看出草书传承脉络，源头在“二王”，“二王”则是帖学的本源，草书是属于帖学范畴的。时下书坛，总的说来，重碑而轻帖，这是时下书坛缺少草书大师的根本原因，以上所述草书创作必须具备的各种优势如今基本无存。
     三、清季无草书及近现代草书创作大略
    “狂草”虽肇始于张旭，实际上真正发端在“二王”。明末清初，以赵松雪和董其昌为源的“馆阁体”逐渐变成书法的主流，进而成为影响书法发展的桎梏。在这样的情况下，北碑重新进入书人的视野。无论是汉碑，还是魏碑，都属正书范畴，与狂草之间技法要求差异很大。碑学本身具有生涩凝重的特点，与狂草的迅疾畅达相对立，远离了帖学的基本要求。大凡具有创作实践经验的人也都可以感觉到，帖学是书法的基础。碑学昌盛使得有清以来的草书家逐渐减少，何绍基与赵之谦是将碑帖成功结合的代表人物，但多为行楷，像吴昌硕、鲁迅、郭沫若和胡小石等亦然。毛泽东、于右任、林散之和高二适四人是近当代草书领域创作的代表人物，立足前贤加以发挥，各有所持。毛泽东晚年草书臻于化境，从旭素出，有自己的创造。以笔法为例，旭素皆以篆法写草，多中锋行笔，毛泽东则用侧锋。于右任前半生倾心北碑，晚年致力于“标准草书”，柔中有刚、浑厚华滋，自成一格，后学者难以达到同样的高度。林散之草书突出的是“文人气”，吸收前贤精华加以发挥运用，自成体貌，而时下则是“学林者死，似林者俗”。高二适独辟蹊径，将章草与大草结合，别开生面。这四家草书是当代草书创作的典范和最高水准。如果和前贤相比，不难发现他们同样下了很多苦工夫，直到晚年才炉火纯青，达到登峰之境，而绝对不是时下某些人所认同的将恣情任性、纵横无碍等同于随手乱画，这是对狂草本质意义上的曲解。狂草在时下书坛绝迹与当前社会环境变化分不开。忽视技巧锤炼，不愿从基础性工作做起，在正书方面下工夫。从当今展览不难看出这一点，楷书一直是个冷门，篆隶书也不景气，行草书占大多数，但真正具有个性和独特风貌者罕见，将随意涂抹作为创作草书的不二法门，关键在于书家自身修养积累不深厚。笔者认为，狂草创作具有三个层次：技法积累个体修养超人才情。单纯的技法积累是第一个层面，如果只有高超的技巧，只能成为熟练的草书写手，个体修养深厚与否决定书法创作境界能否更上层楼。只有在前二者的基础上，又有超人的才情，三者合一，才能成为盖世的草书大师。而时下的草书创作连基础的技法都不过关，草书大师出现只能永远是一个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