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坠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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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古今多少改革家为了改变社会弊端，敢于挑战权贵，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救世人于水火。
        明代张居正自从执政以来，以“富国强兵”为宗旨，在政治、经济、军事等进行多方面的改革，整顿吏治，巩固边防，充足国库。万历初期，国库财富创造了明朝历史中的最高纪录，存粮可用十年，存银共计一千万两。国泰民安，军事称霸，一改严蒿执政时期的贫弱腐烂。  
           张居正最初为了改革，不惜作出了“以身许国”、“以天下为己任”的决心，而且有“不顾得失毁誉，无虑家破人亡”的准备，甚至坦言“虽机阱满前，众镞钻体，孤不畏也”。充分表示了他无所畏惧的胆魄。他在李太后和冯保的支持下，改革势如破竹，效果显著。但是随着万历的逐渐成熟长大，情况开始有了微妙的转变。
        万历五年三月，张居正回到江陵举行父亲的葬礼，时值改革重要阶段，年少的万历皇帝，心急火燎的接连发出三道诏书，催促他尽快回京。看似十分风光的表面，却凶险暗藏，张居正忧心忡忡的在对湖广巡抚朱琏的信中说了一句“骑虎之势自难中下，所以顾命大臣霍光终于难以避免灾祸。”表明自己的处境很是艰难。万历六年，万历皇帝大婚后，开始有了不想上朝议政和动用国库钱银享受奢侈生活的苗头，张居正害怕万历就此痴迷沉沦下去，对国家将会祸患无穷，因此多次加以阻拦，惹得万历心里非常的不高兴。万历七年春，万历皇帝逼迫光禄寺交纳白银十万两给他挥霍，张居正迫于无奈命令光禄寺勉强缴付了，但是他同时也劝告万历皇帝：“此后希望皇上力行节俭，若再取用国库，臣也决不敢奉诏了。”在古代，臣子有胆子敢对皇帝说“决不敢奉诏”的唯有张居正，万历对此愤恨在心。   
         随着改革的推行，国家政治、经济形势日益强盛，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歌舞升平的景象，万历皇帝根本就感受不到国家会有危亡的威胁，反而把贪图享乐当作他最大的追求。万历八年，万历皇帝醉酒后，兴致高涨的命令身边两名宫女唱艳曲给他听，结果因为两名宫女不会，万历暴怒地就要处决宫女。李太后知道后非常震怒，当场决定废黜万历，改立潞王，并且用汉朝“霍光废帝”的故事吓唬万历，甚至明确指出张居正就是当代霍光。万历吓得魂飞魄散，慌忙跑到李太后面前长跪不起，乞求愿谅。李太后真实目的其实是为了教化他，为了让万历彻底改过，她特意对万历皇帝说:“能不能留你，要看张先生的态度。”
        随后，张居正在李太后的授意下，写了劝诫万历皇帝行为的奏疏“慎起居”。过了几天，张居正又替万历皇帝代写“罪己诏”颁示天下，算是帮万历下了台阶。但是，这件事情在万历心中却种下了对张居正不除不快的杀身之祸。张居正又何尝不知道做这样的事情，将会有何等的报应。虽然圣命难违，但是太后的懿旨也不能抗，他夹在中间，如烈火煎熬，进退不能，他也明白自己的处境越来越岌岌可危。于是他非常明智的向万历递交了辞呈《归政乞休疏》:“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希望能够致仕回家，结果遭到了无情的拒绝。在这次被拒绝后的不久，张居正又努力再次尝试“乞休”:“八九年来，惴惴之心无一日不临于渊谷……恒恐不保首领，以辱国家。”万历皇帝心里巴不得，有些想答应了，但是被李太后坚定的否决了，他对万历说:“让张先生辅佐你到三十岁，那时再作商量。”张居正进退两难，有苦难言，显得十分尴尬。
        万历皇帝日益长大成熟，对权利的渴望也愈加强烈，张居正因为操劳过度，身体却每况愈下，对于改革中的很多决定，来自上上下下，各个方面潜伏着越来越多的，无形的阻力。张居正唯有强权独力支撑，他也预感到了越来越强烈的危险正向他急流暗涌，他的处境如同独自面对尖刀的锋刃，没有可以给他躲避祸患的任何可能。即使结果是粉身碎骨，也唯有硬着头皮，顶着压力，迎刃而上。为了保全更多的人以后不和他一同遭殃，在万历九年，他非常理解的批准了最得力的帮手兵部尚书方逢时致仕的请求，或许这样才有可能让这个创建奇功的功臣，能够幸运的躲过日后必将来临的灾祸。
        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终于再也撑不下去了，带着更多雄图大志没有完成的遗憾，他匆匆的离开了这个没有了他，就注定要衰败灭亡的世界。
        万历十年初八，张居正尸骨未寒之际，江西道御史李桂上疏弹劾冯保十二大罪状，万历皇帝正中下怀，大喜过望:“吾待此疏久矣!”，立刻指责冯保“欺丑蠹政国”，于是一场雪风腥雨的清算开始了。先是查抄冯保家产，最后将冯保发配南京孝陵种菜，张居正的得力手下梁梦龙、曾省吾、王篆全部勒令致仕。对张居正本人的清算也紧锣密鼓的展开了，万历十一年正月，南京刑科给事中阮子孝上疏弹劾张居正“各子滥登科第，乞行罢斥”，首辅张四维顾念张居正旧情，还想帮忙申辩:“居正诸子所习举业，委俱可进。惟其两科连中三人，又皆占居高第，故为士论所嫉，谤议失实。”可是，万历皇帝态度坚决，对他的申辩不予理会，当场在弹劾张居正之子的上疏上批示:“都教革了职为民”。万历十一年三月，万历还意犹末尽，紧接着下旨剥夺张居正“上柱国”封号和“文忠”谥号，并撤销他第四个儿子张简修锦衣卫指挥的职务。不仅如此，曾经恶贯满盈被百姓痛恨，后来被张居正“国除”废黜的，已故辽王的次妃王氏趁这次“倒张风暴”的大好时机，恶意报复，故意无中生有的上疏说辽王当年被废时:“金宝万计，都入了张居正的府第”。万历皇帝顿时如获至宝，立刻下令查抄张居正的家。
        万历十二年四月，万历皇帝派司礼太监张诚、刑部侍郎丘橓前往江陵处理，临行前，曾被张居正排挤的内阁大学士于慎行不计前嫌的写信给主持抄家的丘橓，称张居正“殚精毕智，勤劳于国家，阴祸机深，结怨于上下”。并认为张居正掌政时，“举朝争颂其功，不敢言其过”，去世后，“举朝争索其罪，不敢言其功"。希望邱橓手下留情。可是，邱橓根本就不卖于慎行的帐，张诚和丘橓还没有赶到江陵，就命令地方官员封闭张家府门，等他们赶到后，一些老弱妇孺己经被饿死十余人。因为仅搜出黄金万余两，白银十万余两，所得财产不及预料的二十分之一，与辽王次妃所说的相去甚远。邱橓对查抄结果感到非常失望，为了交差，他对对张居正家人采取酷刑，张府顿时如同人间炼狱，哀号惨叫声飘四野，横尸冤魂无数，血淋的一片凄惨，张家从天上直坠地狱。张居正长子张敬修经不起拷问，“自诬服寄三十万金于（曾）省吾、（王）篆及傅作舟等”。张敬修写下一封血书，指责邱橓等人“含沙以架奇祸，载鬼以起大狱，此古今宇宙稀有之事。”还直呼“邱侍郎”是“活阎王”，“奉天命而来，如得其情，则哀矜勿喜可也，何忍陷人如此酷烈！三尺童子亦皆知而怜之，今不得已，以死明心”。然后自缢身亡。三子张嗣修投井自杀未遂，又绝食未死。
        万历仍不解恨，“诏尽削居正官秩，夺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示天下”。张居正的弟弟张居易、自杀未死的儿子张嗣修，都被配“发戍烟瘴地”。张居正的母亲年逾八旬，惶惧哭泣，求死不得，首辅大学士申时行和于慎行等实在看不下去，请求万历皇帝网开一面，才留有一所空宅和十顷田地颐养天年，而处理此事的左橓则因功被升为刑部左侍郎。         
         万历十二年八月，万历皇帝又在都察院参劾张居正的奏疏中批示：“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箝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断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追论。”为振救明朝江山鞠躬尽瘁，立下汗马功劳的张居正，被受恩于他的学生万历皇帝整得家破人亡，声誉扫地。
         惊闻好友张居正被万历下旨罢官、抄家、掘墓，甚至差点被鞭尸消息的方逢时感到万分震惊和悲痛。但是他并没有感到任何意外，令他震惊的是万历对张居正的恨居然到了极致，以致爆发得这样的极端，他悲痛的是为国家作出了这么大贡献的好友，下场竞然这般凄惨，完全超出他的想象。他自己虽然已经致仕，仍然从心底里隐隐约约的感觉有些不安。果然没有多久，万历皇帝不放心的派人前来试探，由于方逢时的四个儿子均在朝中为官，所以方逢时十分小心谨慎，稍有差错，就可能惹来满门杀身之祸。幸运的是，时任首辅张四维是好友王崇古的外甥，与他的交情也非同一般。所以派来的人也仅仅只是走走过场，方逢时察言观色，小心应付，由于早有准备，方逢时仅建有居住房屋，并没有广置田地，加之为人低调务实，也没有惹来周围百姓不满，派来官员发现也确实没有什么可查。据方家流行的一个说法是:方逢时首先是装病，不久诈死。皇帝派来的人并不相信，要求开棺验尸，方逢时在棺中准备了别的尸体，来人用枪予向层层包裏严实的尸身连捅数下，见血流如注，才放心离去。此说法应该不成立，因为在万历十四年，方逢时还曾请求朝庭维修嘉鱼县城和四邑公堤。说明他与万历皇帝和时任首辅申时行关系还算过得去，此时距离万历皇帝彻底否定张居正不到两年时间，以他的精明，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不可能随便惊动朝庭。但是此说法至少可以证明，朝庭派来调查方逢时的人是非常威严的，当时情况，对方逢时来说也是非常危险的。
         万历十三年，给事中张希皋再次弹劾已经由京师之地蓟州调任广东总兵的戚继光，戚继光被彻底罢免，一无所有的他回到家乡之后，不到二年就冤屈而死。万历十九年，李成梁也被逼辞职回家。至此，张居正对这个社会的所有影响被彻底根除。万历将皇权用到了极致，他像嘉靖一样，深居后宫不出，数十年不上朝，朝中不但政事荒怠，连各部门缺人都懒得增补，各党派大臣借机为自身利益争斗不休，民心四分五裂，国家日渐式微。辽东的努尔哈赤反而野心勃勃，愈加强大，结盟八旗，动摇劝降明朝官兵，大有气吞山河之势。
        万历对张居正的无情打压，引起一些清醒官员的抵制，都认为过于残酷，连曾被张居正压制的左都御史赵锦都挺身为张居正打抱不平。当初得罪张居正而引退的工部右侍郎陆光祖，复官任职吏部侍郎之后，为张居正鸣冤叫屈，再次被降职。更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当初因为持不同政见被张居正处以廷杖八十，被打伤致残的都御史，明代东林党首领之一，与赵南星、顾宪成并称“三君”的邹元标。由最初的极力反对张居正，在经历三朝，对比张居时代的繁盛，看到明朝后来日趋颓废的惨况，不由得从心底里产生了深深的悔恨，使他发自内心地称赞张居正:"功在社稷，过在身家。"对于当年少不更事弹劾张居正的行为，更是自责道:"奚愧矣！"天启年间已经白发苍苍的他，拖着一条拐腿，不遗余力的为昭雪张居正而四处奔走呼号。　　
       张居正是经济改革领袖，对当时激进要求民主变革的思想领袖李贽的态度是："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 在那个时候，官学的学生学习的主体思想是保守的程朱理学，私立书院讲授的是激进的陆王心学，两种思想互相激荡，甚至尖锐对立。张居正对于程朱理学的保守有所批叛，对于要求民主开放的思想认为过于超前，不太现实。因为都是革新派，李贽对张居正一直都是极力拥护的，在朝野的一片“倒张”的诋毁声中，他力排众议，称颂张居正是“宰相之杰”。
         万历二十四年十一月，方逢时感到身体不适，他嘱咐家人，如果他去世了，千万不要告诉万历皇帝，以免勾引起万历皇帝的回忆，惹来杀身之祸。几天后，他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七十三岁。
        神通广大的万历皇帝还是知道了，  由方逢时首议，促成的“隆庆和议”使宣大面对的俺答部在俺答及夫人三娘子的治理下，始终与明朝亲如一家，不仅和平友好，而且商业发达，如同塞外江南，对朝庭一直是个非常有力的帮助。逐渐明白事理的万历皇帝对这位为朝庭稳定，国家和平的有功之臣不但没有记恨之心，反而十分感激和赞赏。在万历二十五年，派遣中书李日宣到嘉鱼县，为方逢时造墓立表，累计有石俑、马、羊、狮各一对，牌坊一座，祭位九坛。
        虽然北边最强大的蒙古俺答部一直与明朝关系友好，宣大一带始终商业发达，蒙汉一家。然而辽东的努尔哈赤来势汹汹，不断兼并群雄，时刻与明朝一决高下。努尔哈赤势力日见锋锐，如同尖刀直抵咽喉，万历掌政以来，一直竭力作摆脱张居正影响的努力，自从逼迫李成梁辞职后，辽东八易主帅，不是怯战，就是称病，万历并没有比张居正更加高明的手段和良策，他最后还是不得不重新任用八十高龄的老帅李成梁才略见成效，不过仅是饮鸩止渴而已。
         到了万历晚年，有感于政局江河日下，万历皇帝不免反思恩师张居正的正确，心里慢慢有了更多悔意，开始时时念想张居正时代的强盛，认识到过去对张居正的打压不仅仅是过于残酷，而且是非常错误的。他的心里开始动摇，朝廷上下弥漫着一股给张居正平反的苗头。万历皇帝对张居正时代的那批老臣曾经创造的辉煌，到了后来就不免有些悠然神往，言语行动中都不由自主的流露出来，万历四十一年二月，他对在朝中方逢时的四子方日接谈起方逢时创下的功绩，流露出深深的赞赏之意，方日接与万历皇帝天天接触，自然明白万历皇帝的心意，按照万历皇帝的意图，他写了《请祭葬赠荫谥疏》的上疏，以都察院御史张涛为首的三十多名同僚和他一起联名上书，请求万历皇帝对方逢时进行大规模祭葬。其目的是为了激励那些在世的官员要仿效方逢时为国家的稳定建立奇功，在当时轰动一时。天启二年，在邹元标等朝庭元老的大声呼吁之下，天启皇帝也终于给张居正名义上平反了。
       到了崇祯年间，战局更乱，努尔哈赤部族已经在军事上占绝对上风，来势之猛烈，甚至已经超过当年俺答，明朝士兵之软弱，不亚于嘉靖严蒿执政时期，国家处于十分危难的时刻。崇祯四年，崇祯皇帝下圣旨特赐祭奠方逢时，赐银在嘉鱼县城东庄修祭坛、立牌坊，大肆加恩宣传方逢时。企望回到张居正时代，出现奇迹，有方逢时这样的奇才，能够力挽狂澜，反败为胜，拯救明朝曰益濒危的江山。崇祯十年，崇祯皇帝又圣谕批示方逢时入祀乡贤祠，以示永远记念。
         崇祯十三年，立志振兴的崇祯皇帝因为浮噪心急，又无真正治国良策，任用宦官压制党争，官员稍有差池就可能被严惩，反而逼迫越来越多的官员，叛逃到努尔哈赤后代的大清国里面，加之贪污腐败，国库空虚，饥民内乱此起彼伏，拥有世界上最多军队的明朝居然发不出粮饷，更谈不上赈济灾民。努尔哈赤后代趁机虎踞鲸吞北边大部分领土，外忧内患接踵而来。面对越来越混乱不堪的朝政，崇祯皇帝追忆在张居正政革时，那些威武的文武旧臣在张居正的带领下，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强盛富有。不由得感憾万千:“板荡之后，而念老臣，播迁之余，而思耆俊。”随后开始大规模的对张居正及其旧臣进行平反，重新尊张居正为国师，并且给张居正的子孙复官复荫。
         只可惜为时已晚，仅仅四年后的三月十九曰，李自成率领由上百万饥饿的农民自发组成的军队，杀入北京城，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而死，明朝自食恶果，倾刻间土崩瓦解。与此同时努尔哈赤后代多尔衮在吴三桂的帮助下，率领训练有素的八旗子弟兵挺进三海关，直抵京师，杀败李自成，于十月初一日定都北京，至此一个崭新的王朝将曾经辉煌一时的大明王朝彻底掩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