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何未必真君子

浪子心

　　萧何作为刘家后院的总管，绝对是忠心耿耿，且功高至伟的。无论楚汉相争时期，镇守蜀中，教化百姓，勉励耕作，保障前方将士的衣食住行，还是大汉初定后制定律令，整肃秩序，恢复经济，医治战乱后的创伤，他都扮演了一个无人可以替代的角色。刘邦登基后说过一句话：“镇国家，安百姓，我不如萧何。”这就说明了主人对总管家是赞赏有加的；萧何死后，曾参接任总管一职，一守旧制，清静无为，而刘家大院却依旧秩序井然，因此也留下了“萧规曹随”的典故。这也说明了萧何治理天下有超人的本事。历代的史学家对萧何的褒奖，当然也没有过吝惜笔墨。不过，萧何是奇才，却未必就是真君子。他对韩信的始“扶”终弃，就让这位总管家的光彩黯然失色了不少。

　　有个典故，叫萧何月下追韩信。西汉元年，韩信弃楚归汉，本想捞个将军之类的职衔，大展雄才伟略，不料官没捞到，却因罪获刑，被判斩首。好在被人保释，做了一个管理粮草的军官。萧何常听韩信谈兵，使觉得此人满腹韬略，实属军中翘楚，便有了扶植之意。然而，韩信却迟迟没得到重用和提拔。和天下英雄一样，韩信是个急性子，便有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想法，之后，便不辞而别。萧何闻讯，连夜追赶，硬是将韩信截留下来。后来又寻机将他力荐给了刘邦，拜为大将军，统领三军，这才有了中国军事史上“韩信用兵，多多益善”的佳话。此典故，经司马迁渲染，又被多种民间剧种传唱，萧何就不但有好总管之名，由此又多了伯乐之誉。其实，萧何得此之誉，也是实至名归，后来的历史就证明韩信确属不世之才，为刘家基业立下神鬼之功。不过，还是这个萧何，却在刘家赢得天下之后，终将韩信弃之，而且是灭顶之弃，灭族之弃。可谓干净利索，不剩一丝残余，不留一点后患。

　　汉高祖11年，一名家丁因对韩信心存不满，进入后宫，告韩信意欲造反。此时正值刘邦远在前线讨伐叛逆，吕后和萧何密谋之后，便由这总管家亲自出马，谎称叛贼已败，皇帝归来，请君立刻入朝相贺。恩公造访，韩信自然不知是计，就一同前往，结果被吕后埋伏的武士捉拿，处死在长乐宫了。其实，那时的韩信，因私匿楚将钟离昧，早已从楚王贬成了淮阴侯，且赋闲在家，倘若他真想反叛自立，未必还有如此实力。萧何更清楚的是，韩信步步受贬，为臣不慎是因，更重要的是刘邦生性多疑。对此，他萧总管也是领教过了的。当年他坐镇汉中，运筹兵源粮草，好不春风得意，后发现刘邦心生疑忌，又只得将子孙多人派往前线作战，说是去建功立业，实是送去当了人质，如此，才化解了主人之疑。再说后来刘邦率王师围剿反贼黥布时，萧何奉令主持政务，安民息事，且将后方治理得井然有序。这样的总管家本该得到褒奖，却又遭到了主人怀疑：趁机提高声望，收买民心，意欲不轨。萧总管恐慌之下，只得用胁迫百姓、损民利己之法，自污名节，以释君疑。可以说，作为人臣，萧何的自保意识发挥到极致，这当然无可厚非，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问题在于，保己无罪，损人则过。萧总管位极人臣，且深知主子患有“疑难杂症”，作为恩公，他本可以，也应该为韩信振臂一呼，可惜，他却选择了充当“帮凶”。如此，他的道德瑕疵便暴露无遗了。这里我们遑论韩信该不该诛，但却不得不怀疑，密谋计杀韩信，又是萧总管的一次自保行动。事实上，韩信死后，主人对总管家更加恩宠，封邑晋爵，圣眷日隆，这也从旁证实了萧何借名将之血为己鸣锣开道的不良之心。虽然，对于一人，我们不能因一时一事论成败，但韩信是战神，是刘家王朝的肱股之臣，杀他一人，就足可以为杀者的品德盖棺定论了。

　　北宋王安石与苏轼曾同朝为官，因政见不同，两大才俊在朝廷上总是“厮杀”不断。那时的王安石官至丞相，苏轼任开封府推事。不久苏轼败走杭州，外放当了太守。后因“乌台诗案”，苏轼命悬一线。满朝文武，集体失语，唯恐沾了腥臭，而王安石却上书直言：“岂有圣世杀仕者乎！”从刀口下救了苏轼。同为丞相，萧何与王安石相比之下，其品德相去远矣！

　　其实，一个帝王刀屠功臣，倒还情有可原，那是为了王朝永固，而为一己之私，戳杀同僚者，就是人生的一大污点，当然，也就难为君子之名了。对于韩信而言，“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而对于萧何而言，却是“成也韩信，败也韩信”。君子可以是能者，而能者未必是君子。非常遗憾，能者萧总管，恐怕就是一个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