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二月河日前接受记者访谈时，记者又一次提出“官不聊生”的问题，称为稳定计，应对官员宽容一些，你怎么看？二月河表示，反腐力度是史无前例，但远没有到所谓的“官不聊生”程度。而且，如果一个官员不贪不腐，怎么会担心自己的前途？（7月23日《新京报》）。
众所周知，随着八项规定、整治四风的实施与推进，官员的贪腐行为得到最大限度的遏制，对于少数官员来说，一方面，隐性收入减少，自然会有些心理失衡；另一方面，运用权力“高风险”，与以往相比，对权力的约束，没有如今这般强劲，如今，“高风险”用权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在这样的“巨变”下，一些官员短期内仍然难以适应“角色转换”，便有了一定的情绪，某些人感叹“为官不易”、“官不聊生”似乎也说得过去。
少数官员现在之所以还不习惯“官不聊生”的生活，可能是过往“幸福日子”过去没多久，记忆犹在，充满留恋。
所谓的“官不聊生”显然是一种“傲娇”。现在所谓的“官不聊生”，一方面说明了自八项规定出台以来，反“四风”的成效开始逐步显现；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过去对官员的监督和约束太过宽松，使一些官员把滥用公权力损公谋私当作是家常便饭。现在权力刚刚开始被关进笼子里，便觉得浑身不自在，担心“好时光”即将成为过去。而这正好反映了一些官员对不受监督的权力的追逐、迷恋和依赖，对不能像过去那样随心所欲地行使特权而产生的一种失落感。所谓的“官不聊生”，对比的既不是许许多多普通基层公务员，更不是一般平头百姓，而只是某些官员们以前的“滋润日子”。
“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那么一切也就完了。”事实上，“为官不易”、“官不聊生”的感叹背后，也对应着以往“为官太易”的扭曲。随着转作风的深入推进，这样的事情必将成为历史。
“官不聊生”说明，通过反腐败等措施，改革已经切实发挥作用，而“官不聊生”论在一些地方的官场流行，或许说明，这种论调背后存在一些官员群体对改革、反腐等有抵触心理。对此，必须保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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