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书法的艺术境界受到中国革命战争风云的洗礼催化
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说过一句名言：“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其实，在书法领域，这句话完全可以套用一下－－“枪杆子里边出书法”。康有为曾说：“书道犹兵也。”1999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中国军事文化纵横》丛书中，有一本书就以康有为此语为书名的主标题。如果说“书道犹兵”之语中还有一个“犹”字，传为“书圣”王羲之所作的《题卫夫人〈笔阵图〉后》则说得更直接：“夫纸者阵也笔者刀鞘也墨者鍪甲也；水砚者城池也；心意老将军也；本领者副将也；结构者谋略也；扬笔者凶吉也；出入者号令也；屈折者杀戮也……”干脆将书法之事完全与战阵之事直接联系起来了。毛泽东鼓励自己的儿女和身边工作人员练习书法，主张练习书法要先学楷书后学草书，也常以用兵的奇正理论来打比方。他指导女儿李讷练习书法时就说过：“学习书法，要先能‘正’，‘正’学好了才可以追求‘奇’，‘奇’之后还要能‘正’”。事实上，书法与战争自古就是密切联系的。从我们中国文字发明的源头来讲，“依兵造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有大量的象形字，是兵器形状或它的简化和抽象，这早已经为考古和对甲骨文的研究所证实。再如大篆演变为小篆，再进一步发展为隶体，书写越来越简便，这些文字史、书法史上的革命，更是直接由战争中适应迅速传递军情的需求而化繁为简，应运而生的。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狂风巨浪中，在相当艰苦的岁月里，以简陋的书写工具写下了许多不朽的雄文阔论，批办了许多军国大事，起草过大量的文电、报告，书写了大量的题词、题字，尤其是还自书自诗，留下了很多具有革命史诗性质的诗词书法作品，诗书合璧，有着非常高的艺术价值。革命战争的需要，使他的书法艺术由楷书逐渐步入行书、行草、草书的自由王国。行书的结构近于楷书，比草书易认，但同时又比楷书简便，不受楷书严整方正的束缚，行笔节奏比楷书要快，书写便捷，独具体态，灵活多变，是实用性和艺术性结合最好的一种书体，所以是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使用最多的书体。
为什么历史上书法家常出于行伍，而书法珍品常出于战阵？这是因为艺术是抒发感情的，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而战争是人类生活中最激烈、最残酷、最能激发人的大悲大喜感情的事，书法艺术也不例外。战争之所以对书法艺术影响巨大，就在于其激烈性、残酷性。战争的激烈残酷性使人的创作激情更强烈、反应更迅速、表达更深刻。历史上的很多书法名篇皆是如此。例如，没有安史之乱的战争，就没有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如此不朽的“天下第二行书”。毛泽东书法艺术的境界亦是如此。仅撷一例：为什么进入抗战时期以后，毛泽东更加喜好使用方笔？有书论者认为是因为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只有使用方笔，才能充分表达他对神州沦沉的悲愤和那“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的豪情。毛泽东很多无意为之却妙手偶得之的书法作品，其艺术境界，正是那些专以书法为业的书法家们在书斋里再怎么巧运匠心、冥思苦想却也难以达到的。从这种意义上讲，毛泽东绝非仅仅是满腹经纶作书，更是以深厚的军事素养作书，以旷世无双的才情作书，而正是战争的激烈残酷性，时时将他的创作激情激发到亢奋的极致，为他深厚的书艺素养，以及知识素养、军事素养、社会实践等“书外工夫”，施加上了颇为关键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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