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聊
好心的朋友，给我的住所取了斋名曰“伴俗”。他怕我书呆子一个，不谙世故，捧着书本挨饿，故此要时时告诫自己，不要因是俗事就不去做，尤其是讳言“钱”。照他的意思，有些清高也是用钱养出来、供起来的。我觉得很有道理，便马马虎虎用上了。其实我对斋名、笔名之类素无讲究，一个好玩的符号，取着玩玩。“不为无益之事，何以悦有涯之生”。僻居乡里，每每以文章书墨自娱，如牛背牧笛信口无腔。要做到这点也并不容易。中国人大多有点虚伪，嘴上说对名利无所谓，甚至说自己是非常超脱淡泊的，但心里却是老惦记着名利，有时候出于无奈，只能以淡泊自圆其说，自我安慰。还不如郑板桥来得直接，说送礼给我恐非我之所好，请直接按照我的润例付钱，这样我才最高兴。扬州八怪处在商品经济的环境中，人家就是冲着金钱美女去的，说自己不要钱，这在道理上有点反常。扬州八怪大概都不怎么讳言钱，金冬心是大家公认的八怪中堪称“清流”的人物，但他常在画上落款“粥饭僧”，写上画梅乞米之类的话，明摆着是给索画者“请付钱，我要吃饭”的暗示。他老人家穷得时候还画灯片、在砚台上刻字，大钱赚不到，小钱如烹小鲜，也是不能放弃的。富裕的盐商请饭，他也照样笑哈哈地前往，说不定还可招来点生意做做。八怪如此，到海上、京派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吴昌硕本来在苏州也过得蛮好，但到上海可赚更多的钱，40岁以后，照样举家前往十里洋场混日子。至于齐白石就更不用说了，润笔少给一分都不行。晚上睡觉把放金条的布袋挂在胸前，有一次捂带因分量重而断了，疑心别人偷他的金条。虚谷是看淡金钱的，到了死，桌上的金条还原封未动，他给自己立了个规矩：完成画的任务后，才收钱。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不喜爱钱，只是讲诚信罢了。为了养家糊口，让自己生活得宽舒一点，文人们挣点钱是很正常的。硬骨头鲁迅著文说：坐在亭子间中，也想做做陶渊明，但一碰到柴米油盐之类的事，或者鼠辈强盗害人的事，就雅不起来，不说去杀人放火吧，也得为生计而奋斗啊。闻一多可谓大学者，清流之中的清流也，最终因呼吁民主而遭暗杀，但生前也抵挡不过饿肚之苦，挂单卖起了篆刻，以补贴家用。据上述例子，不是说文人们就此堕落了（鲁迅曾取堕落文笔名自嘲），而是说明绝大多数人很难摆脱名利的困扰，像李叔同这样的人毕竟是极少数，李叔同也得为吃饭化缘去。现在有些画家跑到山里去了，俨然隐者也，也不时要跑下山来弄些吃食，然后再回到山中修他们的道，有的回归世俗后再不复返。
大多数的所谓隐者，不是出于无奈，便是骗人的伎俩，大隐隐于市，躲到山里去的，不一定全都是真隐。如袁世凯下野钓鱼去了，其实他不是在钓鱼儿，而是在钓“国家”。蒋介石更是把下野当成了玩权术于股掌之间的法宝，最后逃到了台湾，成为“大隐”。
写这些，只是一介书生的自语而已，至今我还是书呆子一个，并不知道如何可以轻松赚钱。我想，等我发达了，就不会对钱耿耿于怀了，毕竟学书画画要有禅道的空寂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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