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禀性
所谓文人，大都自命清高，恃才傲物，鄙视金钱仕途若如粪土。但是，他们的骨子里头真正清高者寡。说是不想混迹官场，不愿占据政界一席座椅，其实无时无刻不在做着入仕之梦。如果埋没乡野，坐而论道，寂寂无名，那只是一时的无奈之态。本就睨视群伦，却又学养不凡，怎能不呼“我辈岂是蓬蒿人”？！“贤不贤，才也；遇不遇，时也。”这是落魄文人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叹的是自己空有大才却没人赏识。李白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尼采在自传里的第一句就是“我为什么这么聪明？！”，还有厚黑教主李宗吾，他的大名的本意就是我只宗法我自己。所以文人喜欢作官，总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过去，由于文人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做官则是他们的唯一出路。所谓“学而优则仕”，就是这个意思。因了文人被人称为秀才，于是有了一句老话，“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言外之意，是说文人干不成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其实，历史上的许多大事都是文人直接或者间接干的。多少贪官污吏，哪个不是在文人的笔下曝光。悉数英雄楷模，哪个不是在文人浓妆淡抹下名扬天下？有人认为“文人不治国”，一般成不了帝王。其实，三国时期的魏武帝曹操，你能说他不是文人么？回首历史风烟，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汉代的“文治武功”，曾让我们引以自豪。宋朝，在一个党项、契丹、女真等北方少数民族日益强大的特殊的背景下，仍然重用文官。虽然“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凭其神勇无比的铁骑横扫欧亚大陆，也征服了以文官治国的宋朝，可他自己最终也为宋朝所征服。
然而，弱质书生好出大言，自古皆然。从历史看，只要是才名远扬的著名文人都曾被权贵提携过，其中多人还特别受到帝王的青睐。照道理说，文人都曾有过时来运转的光景，但他为什么还是仕途不顺呢？史料告诉我们，文人一旦入仕，便会得意忘形。孟子就曾很自负地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嵇康看透了官场的黑暗，不与司马集团合作，甚至写下《与山巨源绝交书》，口无遮拦，桀骜不逊，既无阮籍的隐约其辞，又无山涛的平稳老练。余光中在《寻李白》里说，“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剩下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李白第一次接受唐玄宗邀请，到京城做官。具体做什么官，能有多少权，还没摸清楚，他便一声长啸“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真是还没给他上颜色，他就想开染坊呢。王安石刚当上宰相，屁股还没坐稳，就把宫廷内部的老臣宦官、军队各派系的头头脑脑全不放在眼里，搞起了改革维新。英国女王来到中国想要认识钱钟书，外交部派人请他，结果钱老抛下一句“不是一路人，没有什么好谈的”，硬是让人家女王灰头土脸，下不来台阶。台湾学者李敖放言，“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我深信，我这一辈子，其他的功德都不算，光凭好文章，就足以使我不朽。‘纵笔所至不检束’，把白话文写得气象万千，光芒万丈，这种中国功夫，是谁也抹杀不了的。”
文人除了好狂，好嘴，好名之外，还特别地看不起小人。有史以来，文人老是和小人过不去。在诗酒风流的文坛，小人通常是被文人捉弄的对象！可是文人却不知道，世上两类人种万万不可得罪，一是小人，一是女人。因为，小人随时可能成为你的上司。然而，文人认定了某某是个小人，便会不分轻重，一律不给面子。李白明明知道如要施展政治抱负，高力士是不能得罪的。因高做了太监几十年，位高权重，一手遮天。可是李白的傲骨犯了，竟然叫老太监帮他脱鞋。高力士虽然场面上忍了下来，但在暗地里几次进谗，便搞掉了李白。其实，无论是什么人，打从心里来说都是要面子的。你不给人家面子，人家自然也不会给你面子。有时文人或许还会心狠手辣，比如王安石变法杀人无算，孔子杀少正卯寒颤也不打一个。但叫文人老起脸皮去拍马屁，去阿谀看不惯的人，他们也是根本做不到的。很难想象，让李白去学安禄山，叫杨贵妃为亲妈；让硬汉嵇康不奏气势悲壮的《广陵散》，而为司马昭弹奏软绵甜腻《百鸟朝凰》……于是，历史上的文人诞了一批异端，给本来呆板无彩的封建历史注上了一丝活力。例如，“母丧食肉，能啸善琴”的阮籍，“非汤武而薄周孔”，酷爱打铁的嵇康，“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服”的刘伶，还有那个“非圣无法，以异端自居”的李贽……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历史上的不少文人都曾涉足官场，但是大都浅尝辄止，像是火中取栗的猴子，很快就缩回了被烫伤的爪子。陶渊明乃是名门之后，曾在官场混了十三年。此后直到去世的20多年里，陶渊明一直过着躬耕自足，吟诗怡情的生活。秦朝的李斯，官至丞相，于文坛也是独居鳌头。然而，到了秦始皇撒手西去，赵高指鹿为马的时候，李斯终被腰斩于咸阳。蒲松龄有点像从《儒林外史》里走出来的人物，据说考了30次举人，一直考到六十几岁还在考。郑板桥五十岁时当了山东范县县令，六十一岁去职，最后，只用一头驴子驮着几捆书回老家扬州去了。最苦的是明代文学家袁宏道，他任吴县县令，极不适应，形容自己迎接上司时如奴仆，接待来往官员时如妓女，管理钱粮如看护仓库的老人，对待百姓则像保姆。他还说过，“钱谷多如牛毛，人情茫如风影，过客积如蚊虫，官长尊如阎老”，在上司面前是一副贱皮骨，同僚之间是一副笑嘴脸，处理案牍文书是强精神，征收钱粮还要有一副狠心肠。“一入吴县，如鸟之在笼，羽翼皆胶，动转不得”，备尝“人间恶趣”，因此决心“掷却乌纱，作世间大自在人”。当官时间最短的是清代著名书画家、篆刻家吴昌硕，他五十三岁那年被举荐为江苏安东县令，因不惯于逢迎长官和官场的繁文缛节，到任只一个月，便毅然辞去，刻下一方印鉴“安东一月令”。王安石写过一首这样的诗，叫做“绕岸车鸣水欲干，鱼儿相逐尚相欢，无人挈入沧江去，汝死那知世界宽。”看清了严峻的现实之后，有些文人自然分道扬镳，各奔西东。有的选择了对立，有的选择了逃离，有的选择了附势。魏晋时“竹林七贤”曾经逍遥于林间濮上，诗酒酣畅，琴啸相谐，傲睨世俗。当在人生抉择的十字路口，刚肠疾恶的嵇康走上了誓不与司马氏合作的对抗之路，抑郁苦闷的阮籍走上了口不臧否人物，纵酒自痹的无奈之路；贪恋功名的山涛、向秀则走上了飞黄腾达、平步青云的出仕之路。竹林七贤的异途，昭示着千古文人的命运。
优秀的文人，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精魂。他们以自己的激情、才情与感情，点燃文明的火炬，照彻蒙昧与阴暗的历史天空。他们紧握巨笔，饱蘸汗水、泪水、血水，倾吐串串文字，推动自己的民族在文化传承、精神独立、思想解放诸多方面的进程。但是，当我们不经意地步入他们的精神家园，发现他们有的在人格形象追求方面也曾留下遗憾的败笔。李白虽然喊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强音，但他做过御用文人，成了文士心中永远的痛。在权臣与腐败面前，他无奈地说：“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嵇康孤高耿直，锋芒毕露，与强权对抗，一曲《广陵散》笑傲江湖，可是被诬致死！阮籍狷狂，发言玄远，纵酒昏酣，遗落世事，尝登广武，观楚汉交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乎！”他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辙所穷，辄痛哭而返，有谁又能理解他心中的痛苦呢。范进中举后当了一省学政，当时竟连苏轼何许人也还不知道。还有一种怪象，就是“有知识，没人格”。古人有云，“仗义半从屠宰辈，无情多是读书人。”秦桧、严嵩、汪精卫等，哪个不是饱学之士？1948年底，号称蒋介石“文胆”的陈布雷，眼见国民党腐败黑暗、大势已去，服毒自杀之前，留下了理智完全清醒的遗书：“我自脱离报界以来，即不能舒畅自如地用我的笔表达我所欲之言，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搞了大半辈子政治，从政而不懂得政治，投在蒋先生手下，以至无法自拔，于今悔之晚矣。”作为时代的神经，有的文人能够敏锐地感受，却不能有效反馈；作为社会的喉舌，有的文人只能歌功颂德，却不能摇旗呐喊；作为历史的先知，有的文人就连作出判断的权利也已缺失……
在漫长的人生荣辱变迁中，文人知道，享受人生中最美好、最珍贵、最感动自己的时候，不是最得意时，而是那一种刻骨铭心的痛苦和磨难，那种置于命运和他人的枷锁之下的那种悲悯，那种灵魂处于煎熬出壳的感觉。文人的挣扎、文人的呐喊、文人的悲愤，文人的乞求，即而文人无助的奋起，如同在一片死海里孤寂地奋勇游弋，有的文人将柔弱化为了坚忍，有的文人将沉默化为了睿智，有的文人将腼腆化为了强者，有的文人面对邪恶威胁时，也宁肯让它降临而决不甘示弱。或许有些逆境会使文人心灵突然之间变得高尚起来，克服了自身的懦弱，走出了一片阴霾，来到了芳草绿地。文人认为这是很愉快的事，品尝到了纯真的快乐，这种孤芳自赏的遐想，心灵仿佛插上了翅膀一样在天宇中幸福的翱翔，这份心旷神怡的感觉，这莫明的内心冲动，一切都是源于痴爱文字的诱惑。归根结底，文化人的秉性多种多样，有的刚直不阿，有的软如丝棉，有的偶尔说说假话，有的一诺似金，有的咄咄逼人，有的温文尔雅，有的不拘小节，有的晚节不保。文人的人生色彩斑斓，赞叹的有之，唾弃的有之，惋惜的有之，崇敬的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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